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和商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时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对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因此明朝中叶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在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
先看一段比较明代前、后期之社会生活风气的记载。生活于嘉靖至万历间的张瀚在《松窗梦语·风俗纪》中说:
张瀚是针对晚明社会生活中“尊崇富侈”之风所发的议论，关于这一点，后文中将详细论述，这里先看他所提到的明初“人遵画一之法”的生活图式。张氏所言，是从服饰以点带面所作的概括，其实，所谓“画一之法”，不仅表现在服饰上，而是包括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朝市井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八月庚申(初四日)，明太祖谕廷臣曰:“古之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毂、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元代之覆亡是否应归咎于世风奢侈，固然另当别论，但在明太祖以及所有崇信“礼乐”传统的人眼中，“僭礼败度”无异是国祚倾危的表征。正所谓“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荀子·礼论》），要建立牢固的统治，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重建已经崩坏的“礼乐”制度。因此，明太祖在位期间，就士农工商各阶层的日常用度、婚丧嫁娶、社会交际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颁布了明确规定。嗣后，永乐帝等也有类似的举措。这些繁琐、苛刻、蔓延遍布日常生活每个细节、角落的规定，在《明史》的“礼志”、“乐志”、“舆服志”等文献中均有明确而具体的呈现。
明朝货币
严刑峻法，加之以历经长期战乱，经济社会尚待复苏等历史因素，张瀚所描绘的明初四民“人遵画一之法”、各安其分的日常生活图景，就不难理解了。为数众多的史料显示出，从明初至中期成化、弘治年间的社会生活风气之主流，一直是简朴醇厚、恪守礼法的，国家意志和权力、等级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较为彻底和稳定的显现。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家徒四壁”、“环堵萧然”、“身无长物”等表述物质生活匮乏的成语集中出现，构成了时人描述其日常生活状态最常用的关键词。如顾起元《客座赘语》云:“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淳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说，“孝、宪两朝(即弘治、成化)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众多官职显赫的人家，平日生活“只如寒士”。
因此，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明初社会生活风气的典型特征便是“质实朴约”，这个崇礼和谐、秩序井然的社会也为明代各地的地方志文献所津津乐道。
至明代中叶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的逐渐为所重视，传统的“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商人和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而商业的高于其它行业的利润回报，不但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和普通市民积极投入到经商业贾的行列中，也诱使广大的士子、官僚阶层向商业靠近，在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经商热潮。经商热潮的兴起，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重商意识。不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扭转了农本商末的观念，统治阶级也注意到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提倡农商并重的经济策略，这也决定了当时重商思潮的广度和深度。
重商思潮不仅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这就是尚利好货的价值观代替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南都繁会图》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义与利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是一对相对立的价值取向。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把对于义与利的取舍，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主要依据。之后，孟子则将义与利进一步对立起来:“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汉代董仲舒甚至要彻底地将利从人的思想中排除出去:“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完全否定了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这种观念下，儒家义利观不仅否定了个人对利的合理追求，也否定了以求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行为，这虽适合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商业卑下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发展历程。宋代程朱理学又将重义轻利这一价值观推向了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人们的利欲之心一直受到压制。
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的活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着以获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活动，金钱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显示出万能的魔力，而不断涌现的富商巨贾的挥金如土的豪奢生活更引起人们对金钱的膜拜和追求;加之思想领域的解放，王学左派对人欲和百姓日用的肯定，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受到怀疑和挑战，尚利好货的价值观日渐在市井中流行，金钱财富也成了许多人的人生追求。如徽州府之岩镇:
工艺精美的金丝翼善冠
人们为了获得金钱财富可以不顾一切，薛论道曾在《沉醉东风》中写了十二首“题钱”，其中一首写道:
说尽了人为钱忙的世相。
尚利好货价值观最先在商人为主的市民阶层中形成，也在市民阶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的发展，也影响到包括文人、官僚在内的全社会各个阶层，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古代中国，文人是封建道德、价值观的维护者和体现者，他们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起着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价值倾向。明中叶以后，孔圣人的“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千古训导为时下的“学者以治生为本”(陈确《陈确集·文集》卷五)的新观念所代替，士人在义利观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利倾向。他们或投入到锱铢必较的经商活动中去，或利用自身的特长，获取财富。他们不再以言利为耻，索利为羞，反而视为正当。
明朝的东南市镇
尚利好货的价值观还表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这就是“利”成了人情远近亲疏的决定因素。嘉靖、万历间的戏曲大家薛论道曾形象地写下了当时以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为时哀，炎凉世态眼难开。见兔鹰才放，隔夜树不栽。贫居闹市亲不睬，富住深山疏也来。休夸义，只论财，英雄须自守时乖。”“叹时俗，交情先自审荣枯。冷暖观门第，礼貌看衣服。趋时附势千般有，爱老怜贫半个无。薄者厚，亲者疏，原来只是敬青蚊。”(薛论道《林石逸兴》卷八《傍妆台》曲牌《世情》)李赞将此概括为“天下尽市道之交也”。
面对明中叶以后的这种尚利好货的价值观的兴起，虽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从人的正常需求出发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由于尚利好货的价值观使世风浇漓，也激起了人们的猛烈批判，如万历时的伍袁萃道:“今天下之人，唯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顾炎武称这一时代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不管人们持着怎样的态度，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明中叶以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向金钱表示敬意的时代。
享乐的生活方式和尚利好货的价值观的流行，带来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变化。在现存的文献中，对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尚多有记载，时间上一般以正德、嘉靖为变化的起点，并伴随着对明初醇厚风尚的对比和无限感念，如:
奢靡淫逸是正德、嘉靖以来社会风尚最为明显的特征，“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八)。这种风尚“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庄氏二子字说》)，“豪门贵室”起了“导奢导淫”的作用。
艳名远扬的秦淮河
那么，晚明时期的社会风气到底有多奢靡呢?我们拿饮食来举个例子。
有人曾详细地写了从正统至嘉靖年间宴客规格的变化:
又如江西永丰县，先前宴会“果肴以四色或五色而止，果取诸土产，肴用家畜，所宜聊且具数而已。于是遇节庆、远亲、乡邻无弗会者。”而至嘉靖时，“今一会或费数十金，为品至数十，剪彩目食之华，实效京师，耻弗称者，率自摈焉，而婚族疏邀，如途人者有矣。噫！奢侈僭甚而犯礼多，浑朴消而殷富替，岂惟信哉!”(嘉靖《永丰县志·风俗》)
市井一角
饮食之奢也给来中国的外国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流风所及，连生活贫困的仆役贩夫等社会底层和经济不甚发达的边远地区也追随奢靡淫逸之风，强为奢侈。在一些偏远地区，如“厥俗勤俭，故用仅足”的山西边境地区，也“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数金之家尽烩耀服饰之间，女人尽白髻而妖服”。
奢侈享乐应该是有钱人的生活，因为它由金钱和财富来支撑，但为何连穷乏之人，贫困之地也趋之若鹜呢?这是因为奢靡淫逸的风气还导致了人们的虚荣和攀比的心理，归有光真实了记录了这一心理:“负贩之徒，道而遇华衣者，则目晚视，啧啧叹不已，东邻之子食美食，西邻之子从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来，不问家之有无，曰:吾惧为人笑也。”(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在“吾惧为人笑”的心理下，奢靡淫逸之风益发盛行。
壮美的西安明城墙
这样，奢靡淫逸的风尚不再限于个别的阶层和个别的地区，而是“人皆志于尊崇富奢”，“群相蹈之”。关于明中叶以后的侈靡风气，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财计三》给以了极好的概括:“何谓奢侈?其甚至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暖。”
对于这种奢靡淫逸的社会风尚，许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表示了担忧，感慨“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明范镰《云间据目抄》卷二)，但同时，也有人从繁荣经济的角度给以肯定，这种论调恐怕在明中叶以前的历史中是极为少见的，如吴人顾公燮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清夏闲记摘抄》上)。
这种观点一定程度地肯定了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反过来又刺激了人们更加奢侈地生活。这或许也是明朝到崇祯时期糜烂不可收拾，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吧。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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