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
1992年，华大公司在天津大邱庄的总公司的会议室里，一个瘦干的老男人打电话给公安局，这样轻描淡写地说道。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其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曾经带全村致富的企业家，变成草菅人命的恶魔的故事……
天津的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上世纪70年代，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
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
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
禹作敏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为了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中人民的智慧，禹作敏提出了“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的口号，推出“要让能人先富起来”的观念。
禹作敏此举，吸纳了许多相关人才，其中就包括刘万民。他不仅懂得冶炼技术，还在天津同行有一批熟人。
在刘万民的牵线下，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办起了冷轧带钢厂。
禹作敏的决定是正确的。
当年，这个冷轧带钢厂就赚了17万元。大邱庄的财富便从这次开始，利滚利，从一个厂变成四个厂，一个穷村庄就此变成了富村庄。
仅两年时间，大邱庄已经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致富之村。而作为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也先后获得了多个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的称号。
甚至在1989年的时候，禹作敏还作为“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现身春节联欢晚会。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瘦干、朴实的农民，其实十分狡猾、机敏。
在多年的从商、从政的过程中，禹作敏尝到了金钱所带来的甜头。他发现，金钱可以用来从当地的官员口中获取更多信息，进而创造更多利益。
进一步的，这种甜头就变成了更为可怕的东西，就是被权力所腐蚀。
当民众发现的时候，禹作敏的势力范围已经波及到了整个大邱庄。禹作敏曾经大言不惭：“派出所所长的工资都是由我开。”足见他在大邱庄有多跋扈。
官商勾结还只是禹作敏变成恶魔的开端，目无法纪、以言代法，才是他真正成为恶魔的样子。
1990年，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无意间说了一句：“禹书记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
结果这话被禹作敏得知，他竟然怒不可遏，将这个司机抓了起来，进行严刑拷打，最终逼迫他服毒自杀。
同一年，另一个副厂长刘金会惹上了禹作敏的侄女，于是他们禹家人带头抓住了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将刘玉田活活打死。
为了袒护家族，鼓吹自己所做事情的正确性，禹作敏居然开了一个刘玉田的批斗大会，借此让禹家人“无罪释放”。
禹作敏以权谋私不止如此，他的两个儿子，才二十来岁，却借着父亲的关系，在公司担任了要职，年薪有70万之多。
其他禹作敏家族的亲人，也在公司有着大大小小的职位，禹作敏的家族关系网遍布了整个大邱庄。
1992年，禹作敏的犯罪升级，开始进行系统地“开堂审讯”。由于禹作敏其中一个手下心脏病死亡，导致他旗下公司的资金流向突然不清晰。
为了查出资金去向，禹作敏开始审问旗下的员工，并且把目光锁定在了外地人——一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年轻小伙危福合。
危福合是否真有贪走这些资金，非此文的重点。重点是，在他被带到了华大公司的会议室时，他遭受了7个小时非人的折磨，最终被活活打死。
在危福合去世之后，禹作敏却眉头也不皱，轻描淡写地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
一开始，禹作敏想得还十分简单。原以为只要再找几个“替死鬼”顶罪就可以了。但是，这次他们却闹大了。
执法部门在调查过程中，找到了越来越多有关于禹作敏的团伙杀人的证据，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他们过来通缉嫌疑犯。
禹作敏哪肯就范，大邱庄正在禹作敏的保安人员指挥下，设立了五道防线，并且还各种散播“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的谣言。
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禹家人此举显然是为了扰乱视听。甚至为了万无一失，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还向中央工作人员行贿。
然苍天有眼，一中央领导及时发现了这件事，并且做出了处理。禹作敏一家正式开始了覆灭之路。
1992年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危福合、刘玉田两案于次年审理，最终判决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从一个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变成阶下囚，其内心的反差不可谓不大。一开始，禹作敏显得无所适从，还询问看守人员：“我能在晚上抽烟吗？”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禹作敏对出狱一事抱有了不切实际的希望，觉得自己只要还是党员、是政协委员，就有出去的一天。
但是当他的党员、政协委员的身份都被撤销后，禹作敏才不得不接受了自己将会在监狱中待20年的事实。
进监狱之后，禹作敏的脾气还是和之前在大邱庄时的一样大。因为禹作敏在白天吸烟吸得很多，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着想，监狱组长控制他的烟量。
这让禹作敏开始大发雷霆，和组长大吵了起来。
只是禹作敏身子干瘦，身边也没以前那么多的打手，面对监狱其他孔武有力的犯人，也只能动动嘴皮子，自然不敢动嘴。
离开了家，才懂得何为“月是故乡明”。禹作敏入狱时，其老母亲已经95岁，垂垂老矣，他十分牵挂自己的母亲，常常念叨着“我想回家”。
禹作敏在入狱之后，第一个见到的是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四人一见面便哭作一团，仿若普通的失散多时的家人，让人看不到禹作敏曾经嚣张跋扈的模样。
1997年，禹作敏的老母亲去世，这给禹作敏的精神造成了更大的打击。他自此便难以入眠，渐渐地患上了神经衰弱。
禹作敏每夜只能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而长期服用大量安眠药，导致禹作敏原本就有的心脏病加重了。
于是1999年12月，禹作敏又因为心脏病发被送到了天津天河医院，但最终因抢救无效身亡。
这个曾经发家致富的实干家、草菅人命的土财主、苦闷痛苦的阶下囚，结束了他的69年的生命。
而禹作敏这一脉，也随着禹作敏的死亡，变得萧条了起来。
禹作敏育有两子三女，由于禹作敏的事情在当时全国皆知，有多家媒体想采访，都联系不上。他们只希望过一种不被打扰的平静生活。
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可以肯定的是，禹家昔日的繁华业已不再，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已经易主，看不出曾经的痕迹，禹家一家人也四散各地。
大儿子禹绍国一开始担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在禹绍国被捕之后，公司重新洗牌，他并没有继续担任。
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的问题，就比自己的哥哥大多了。虽然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禹作敏栽培他更加用心，供他读书，让他成为了大邱庄少数的文化人。
禹绍政很早就被禹作敏当作接班人栽培。在禹绍国还在当副总经理的时候，二十出头的禹绍政就被禹作敏扶上了总经理，相当于大邱庄企业集团的二把手。
在危福合一案发生之后，禹绍政因为给中央公职人员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禹作敏去世的时候，他还在监狱之中。
而禹作敏的三个女儿，都已经早早嫁人，也鲜少干预大邱庄企业集团的相关事务，在禹作敏被捕之后，有人去了静海县，有人则去了天津市市区。
因为三个女儿随着年纪渐长，不再从商、从政，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下落。反而是禹绍国、禹绍政两人，仍旧想要在商场闯出一片天地，却只落了个屡战屡败的下场。
首先是禹绍国，他在离开了大邱庄企业集团之后，先去了唐山，打算搞货物转业商务。后来发现，自己在唐山做不起来，最终只能回到天津。
2002年，禹绍国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了天津兴石商贸公司，想要东山再起。该公司所经营的范围非常繁复，显然禹绍国希望自己能够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然而，禹绍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花样出来，并且开始负债。
后来，禹绍国又见投资行业发展好，于是又加入了一家投资公司。
最终结果，依然是不欢而散。
就在这时，禹绍国重新想到了自己的弟弟禹绍政。
可禹绍政这边的发展，也是不尽如人意。禹绍政在刑满释放之后，一开始靠摆书报摊赚钱为生。
曾经读过书、又做过高管的禹绍政，又怎能安心如此，于是他也和哥哥一样，开设了一家叫做天津泰志商贸公司。
没有了父亲的庇护，禹绍政的经营也和禹绍国一样，变得十分惨淡。禹绍政和禹绍国再遇之后，都是一副负债累累的模样。
2010年代，两兄弟原本打算合作一番，看能不能做出什么大动作。结局确实是做出了大动作——他们把自己再次送上了法庭。
2019年，禹绍国因为抵押房产一事，重新被抵押公司告上了法庭，在多次私下交涉之下，才偃旗息鼓，抵押公司撤诉了。
到了2020年的时候，抵押公司继续对禹绍国根据抵押一事进行交涉，禹绍国此时本是自顾不暇，却没想到，禹绍政那边也出事了。
原来，2021年，禹绍政因金融借贷，欠下巨债，最终被诸多公司告上了法庭，而作为禹绍政的担保人，禹绍国自然也牵连其中。
该案件一直在审理，直到2022年5月6日时，还未有个盖棺定论。但是可以预想的是，禹绍国两兄弟，之后的人生也将会一地鸡毛。
可以说，如果当初禹作敏能够老实本分地教育两个儿子，不在大邱庄作威作福，也许他们一家人不会落得如此田地。
然而，一切都已经为时晚矣。原本是有两个大好前途的青年，成为了负债累累、罪行累累的“法庭常客”。
禹作敏本来有着非常聪明的商业头脑，并且知人善用，如果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老实本分，一定能够得以善终。
然而，因为他的目光短浅，只想贪图一时享乐；后来任人唯亲、以言代法，这才招致了他郁郁而终的结局。
而禹作敏的妻儿也因此四散，无法享尽天伦之乐。三个女儿不敢告诉别人，她们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禹作敏的后代。
两个儿子，则无法忘记父亲庇护下给他们的种种光环，在其后半生中不断地试图重燃光辉，最终也只能变成如今可悲可叹的模样。
参考资料：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