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2月15日，土耳其安塔基亚，几名灾民围着篝火取暖，等待亲人的消息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从参与国数量来看，土耳其地震救援是迄今为止，灾害救援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协作。地震瞬间生死已经落定，更艰难的是生活如何继续。
2023年2月6日，当地时间凌晨4时17分，土耳其东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地区发生7.8级地震。8小时后，在首次震中北边96公里处再次发生7.8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安纳托利亚板块的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上，强烈的震动沿断层带向东北方向传播数百公里，在两周内余震持续不断，多达上千次。
两次强震致使土耳其东南部10个省份以及叙利亚西北部受灾严重。截至2月20日统计，地震造成土耳其41156人死亡，900万人受灾，急需拆除或损毁严重的建筑物达11.8万栋；叙利亚死亡超3500人。
地震发生后，来自83个国家的两百多支队伍赶赴灾区，进行搜救和援助。2月19日，为期14天的救援宣告结束，针对土叙地震的人道主义援助全面进入下一个议题：如何帮助灾民重建生活。
地震对城市和生活的摧毁是全方位的，人们缺少生活必需的住所、食物、水、取暖设备，幼儿和老年人缺乏学校、医院及服务场所，大量孤儿缺乏监护和庇护。灾难后的生命与灾难发生时同样脆弱，受到死亡的威胁。短期内，灾民需要被妥善安置，更长久的重建则是恢复往日的城市。
重建耗资巨大，土耳其损毁最严重的城市安塔基亚市长预估，安塔基亚重建费用高达1000亿美元。联合国倡导世界各国对土耳其进行援助，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土耳其是世界上收容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多年来一直向其邻国叙利亚展现出极大的慷慨。现在是世界支持土耳其人民的时候了，就像他们一直对寻求帮助的人施以援手一样。”
安塔基亚又地震了。2023年2月20日晚上8点，6.4级余震撼动的危楼在一片涌起的扬尘中垮塌成废墟。艰难恢复的微弱照明再次熄灭，人们跑出灾民安置点，试图用一条毛毯在大街上度过寒夜。
这次浅震的震中距离安塔基亚大约20公里。当地官员说，一些最严重，最恐怖的事件重演了：人们被压在坍塌的建筑物之下，救援队竞相抢救他们。这次余震造成了至少6名土耳其人和5名叙利亚人死亡、294名土耳其人受伤。
而就在2月19日，2月6日土叙边境7.8级大地震发生后的第14天，土耳其政府宣布，除受创最重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和哈塔伊省外，其他区域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
安塔基亚正是哈塔伊省的省会，最后的奇迹——三人被困296小时后获救——也来自这里。安塔基亚日复一日变得空旷：居民背井离乡，外国救援队撤离，只留下一些土耳其的消防员和志愿者，还有无处投奔的灾民们。
大地裂出数道一拳宽的伤口，能塞进一个矿泉水瓶。在安塔基亚，我们见到了最多的星星：夜晚漆黑，仅有火堆，安塔基亚的城市电力系统90%被毁。没有现代文明的光污染，密布的星空出现在人们的头顶。
但没人有心情看星星。轻易不能询问安塔基亚市民的问题是：安塔基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安塔基亚的一切都很完美，他们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地震瞬间生死已经落定，真正的灾难是生活如何继续。在安塔基亚的城市安置点，一位叙利亚难民拒绝了摄影镜头，他说我在这里的生活很有压力，没有人会再接纳我们。
在阿拉伯语转土耳其语、土耳其语再转英语的曲折沟通中，我遇到的叙利亚人都表达了相似的想法：他们为躲避内战来到安塔基亚。这里很好，这里接纳了他们。安塔基亚有工做，有房住。安塔基亚的气候与饮食、民俗与文化，都与叙利亚的家乡接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塔基亚曾被划入法国治下的叙利亚托管，后在1939年被土耳其讨回。历史上它是由亚历山大大帝麾下一名将军于公元前300年建成的繁华城市，曾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先后被古罗马人、古希腊人、拜占庭人和奥斯曼人统治。
此时，在整个城市即将被彻底推平成废墟的当口，越来越多的安塔基亚人回到危楼或是废墟里寻找自己的财物。街上的持枪军人也越来越多，他们的任务是维护治安，以及保护寻找财物的居民。
“未来的日子还要过，（能找回）多一点钱是一点。”一位目睹过震后北川的中国救援队员说。
▲在阿德亚曼搜救的土耳其矿工们 图/赵牧
在当地政府要求、政治局势冲突以及各种利益纠葛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国际救援队在2月14日撤离。给中国救援队做翻译的志愿者麦迪娜（下称“小麦”）也离开了安塔基亚，尽管她还有牵挂的人在那。
进入安塔基亚的第一天，小麦哭了很多次，混杂着尘土的泪水弄花了口罩。她从中国来土耳其生活多年，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第一次帮助沟通的搜救对象是三个人：一位妈妈用双臂护住了两个孩子，最后他们以这样的姿态死去。
但后来几天，小麦不再流泪。她被救援队、当地志愿者和当地居民呼来喊去，几乎不能在任何一个点停留很久，疲于奔波。“你知道么，当地人请求我的样子，好像我能做什么决定帮助他们。但我真的只是翻译，我做不了决定，我只能为他们祈祷。”
在小麦离开安塔基亚几天后，我在阿达纳吃早餐时再次见到了她。这是一个距离安塔基亚三小时车程、几乎没有受到地震影响的城市。大量灾民涌入，酒店房价涨了两倍。
我和小麦简单说了遇到的土耳其人，她突然打断我，然后眼泪往下掉，一旁的志愿者抱住了她。“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但我只是在现场看遗体麻木了。这几天我越来越难过。”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小麦和谁都不想聊安塔基亚。她在餐厅吃饭，心里想，自己过得这么好，而土耳其南部却在承受生活的毁灭，太不公平了。
有天清晨，在安塔基亚的帐篷里醒来，小麦问我：“你们记者会做心理培训么？我觉得我需要心理帮助了。”
小麦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在这次地震的救灾现场，作为当地人与救援队的沟通桥梁，翻译志愿者们密集直面灾民的痛苦与惨烈的震后废墟。面对这次人道主义灾难之前，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那些被撕裂的身体与生活就这样直接推到他们面前。
袁潇寒，22岁，武汉人，在伊斯坦布尔求学，在重灾区阿德亚曼为中国蓝天救援队做翻译。他对此次土叙地震的第一印象，来自2月6日当天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进行了募捐，学校里人流如织，主楼的每一处都堆满了物资，一辆接一辆卡车来装走食物和衣服。
“我突然就意识到，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袁潇寒说，“我想起了2008年汶川地震，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我还是能记得那种伤痛的感觉。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出黑板报，把报纸上的新闻剪下来，做成简报。”
他在地震两天后抵达阿德亚曼，看到阿德亚曼人在零下15度的气温里，没日没夜地等着亲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吃的，就只是蹲在废墟前面等着，就是这样等着。”
每一具遗体都曾是一段鲜活的人生。他看到猫猫狗狗，在废墟上细嗅，寻找自己的主人，看到一栋楼里拉出来二十多具遗体，看到生活遗留的痕迹：孩子堆的积木、老奶奶看的报纸、做饭用的番茄酱。“我一想到他们现在不能堆积木不能看报纸不能烧饭了，就非常伤心。”
在一次三十多小时的作业后，救援队需要回驻地换人。临走时，袁潇寒被一位土耳其爷爷紧紧拉住，求他们不要走。“你们要走了么？你们不继续挖了么？”爷爷问，“不要走可以么？”
爷爷看上去七八十岁，也可能只有六十岁。在碎成石块的家园面前蹲了一个星期，他看起来苍老得奄奄一息。除了老伴，他没有其他的亲人。他死里逃生，而废墟里埋着他的爱人。他不烤火也不吃东西，总是蹲在离救援队最近的地方。
“他不让我走的时候，我真的绷不住了，眼泪往下掉。这里太冷了，爷爷总是双手捂在一起，他看起来饥肠辘辘，非常沧桑。”袁潇寒说，“蓝天特别想救人，但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栋楼里埋了五个人，最后只救出一个小女孩，他的老伴没有救出来。”
朋友们询问袁潇寒在震区的经历，视他为英雄。袁潇寒什么也不想说，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翻译，没有救出任何一个人。“我只是一个翻译，我不觉得我多么光荣，不需要夸奖我。”
他在离开震区后感到空虚：生活太脆弱，随时可能被摧毁；他漫无目标，想做些什么却又没有方向。“或许过段时间会好吧。我是个乐观的人，我尽量不去回想。”
▲广东蓝天救援队在阿德亚曼一处废墟连续探测出生命迹象。他们与当地矿工志愿队合作，进行支撑与破拆工作，工作每进展一个阶段，都用雷达检测一次，确认方位与生命迹象。广东蓝天救援队的李宗潮正拿着雷达深入废墟深处 图/赵牧
在袁潇寒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机长播报了本次航班中有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在一片掌声中，袁潇寒告诉身边的阿德亚曼灾民，“我们很抱歉，也很惋惜，但我们真的想救出更多的人，我们尽我们所能了，也只能救出这么一点点。”
“不要自责。我们很感谢你们。”阿德亚曼人紧紧抱住袁潇寒，哭了很久。
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的统计中，国际救援力量最强的阿迪亚曼，各国救援队总共救出36个幸存者。而全部的国际救援行动，一共救出两百余名幸存者。
救出活人太难了。在阿迪亚曼，广东蓝天救援队的老队员王涛开导自责、低落的年轻人，说你问问其他参与救援那么多年的老队员，有几个救出过活人。“时间流逝中，可能人就慢慢死去了，但不是我们在浪费时间，不是我们想让他出来就能让他出来，我们需要大型器械一层层剥开，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悲伤，不能流泪。我们低落悲伤会对本地人造成伤害。”老队员说。
“救出的人是生是死，这是运气。”经验丰富的平澜救援队队员周亚辉说，他讲述了自己经历过的2008年汶川地震、2015年缅甸水灾、2018年泰国洞穴救援和这次土叙地震，继续说道，“对当地人来说，看到这么多国家都来了，中国美国日本，还有平时不太了解的塞内加尔、巴林、洪都拉斯等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全世界都在帮助他们，在支持他们。”
地震发生后第10天，联合国向全球发起10亿美元的募捐呼吁，旨在帮助520万土耳其灾民——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最新统计，土耳其有超过900万人直接受到地震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筹集3.9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资金，以援助叙利亚的地震受灾群众，确保向近500万人提供紧急救济。截至2023年2月17日，有143辆联合国各机构的卡车通过土耳其南部的两个过境点运送救灾物资进入叙利亚，帮助受灾地区。
OCHA设立了 VOSOCC（Virtual On-Site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Centre，虚拟现场行动协调中心，以下简称VO）信息工作交流平台。在联合国的国际搜救协调体系中，各国救援队都需要在VO中报备自己的行程，汇报工作状态和结果，接受当地政府与联合国的部署协调。
VO分别开设了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震救援页面。相较土耳其页面的海量救援信息，叙利亚页面只有寥寥不到十条。
一个名为Wan、来自马来西亚的ID 留言道：“亲爱的OCHA，我们计划到叙利亚支援。你能帮助我们最新的信息么？最需要紧急支持的领域是什么？现在已经是第10天了，救援仍然可以继续，我们希望在最短时间里到达并帮助受灾的人。谢谢，期待更多信息。”
联合国工作人员回复道：“亲爱的Wan，我通过WhatsApp 联系了你。目前叙利亚的城市搜救需求并不清楚。大多数城市搜救团队已经离开，但是中国蓝天救援队在前几天到达，专注于建筑评估，当局没有给他们分配搜救任务。”
“我联系了中国蓝天救援队，他们告诉了我当地的人道主义需求，我们会在这个领域行动。等待中国蓝天救援队给我更多的信息。”Wan 回复道。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1日，土耳其安塔基亚，一位小女孩在安置营和洋娃娃玩耍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从参与国数量来看，土耳其地震救援是迄今为止灾害救援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协作。超过一百支队伍在 VO中登记了信息，参与人数过万。在安塔基亚，我遇到了一支因为不熟悉国际救援规则而没有在 VO登记的救援队：来自非洲的利比亚救援队。
利比亚派出了两支救援力量，共有205人，包括105名医生、50名搜救队员和4只搜救犬，以及50人的遗体修复团队（Body Recovery Team）。
罕见于世界各大媒体的信息是，他们是第一个来到安塔基亚的外国救援队。第一支利比亚救援队在地震发生当天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进入安塔基亚。正因为抵达得太早，利比亚队的帐篷扎在了安塔基亚城内和医院，并不是各国救援队和OCHA现场协调办公室（Reception and Departure Centure）聚集的安塔基亚体育馆附近。
中国民间救援队也并不熟悉VO系统。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介绍，在接近作业结束时，仍有近一半的中国民间救援队没有在VO系统完成登记。
我曾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偶遇过一支中国救援队。一位队员拿着手机拍照的VO页面问我，当地AFAD（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署）让他们去这个页面登记是什么意思。在我简单介绍OCHA和VO后，这位队员则认为，他们已经与土耳其AFAD对接完成，“那就不用理这个系统了吧。”10天后，在VO的土耳其地震救援页面即将关闭前几个小时，这支救援队也即将离开土耳其之时，他们才在郝南的帮助下，在VO中紧急登记信息。
郝南是国内最为了解灾害救援信息工作专业化的人之一。2008年，郝南在汶川地震救援中遇到许多怀抱热情的志愿者，但因缺乏有效的民间救灾信息引导，不仅无法支援现场，反而成为被照顾的对象，这让他意识到信息对称的重要性。2010年玉树地震期间，郝南组织志愿者收集地震援助信息，并在此后成立了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不在现场，专注信息整合工作，这使得郝南尽管深度参与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的工作，却很难向外界做出动情的讲述。但他投身公益救援的起点，正是在汶川，一位中年人给他的震撼。他们如平常一般聊天，“他像普通人一样，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地震中死了。他没有表露出痛苦，但对我的冲击很强。”
“我不是因为同情，也不是因为关心去做这些事，人类的命运是相连的，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就像一个设计好的机制，你按照程序去做。”郝南训练自己用理性去寻找意义。他用信息去想象远方的人们在土叙地震中经历了什么：“8级地震中，整个建筑上下晃动8米，人会有严重的失重感。困在地震废墟中，首先面对的是寒冷，安塔基亚晚上的体感温度是零下11度，当人的体温低于32度的时候，死亡很快就会降临。如果足够幸运有遮蔽物，忍受了寒冷的气温，到第五天，人可能会脱水而死，如果有伤，情况会更糟糕。”
搜救会停止，但是对土叙地震的救助不会停止，也因此，郝南在救援队撤离后，将工作重心转向赈灾。“国际救援能救出来的生命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减少震后人员生命损失，帮助灾民重建生活，更多靠的是赈济的工作。”郝南说，“大家看到了救援的价值，没有看到赈济的价值。”
2月20日，郝南收到在土志愿者传回的信息：在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的郊区，将建成第一个有中国社会力量参与的灾民安置点，为200到280位灾民提供庇护。
▲当地时间2月11日，土耳其安塔基亚，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从一处倒塌建筑中救出3名幸存者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李硕带了茶叶来土耳其。作为平澜救援队的队长，他想着搜救结束后，说不准能泡几杯茶，和外国搜救队交流一下搜救经验：队伍组成、人员配备和装备、平时的训练方法。他遇到了一组来自欧洲的志愿者，28个人带了18只狗，专业做搜索。搜索队分成三班，每班带6只狗，工作6个小时。带队的是位65岁的荷兰老太太，这鼓励到了一些中国救援队员：灾害救援这行，是能干到老的。
他的工作习惯是完成一个作业点的全部任务——无论是生是死，都要挖出来，再切换下一个作业点。这种工作习惯固然有其局限性：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或许投在更多可能的幸存者身上价值更大。“我还是想把一个点干完再去下一个点，给旁边的家属也都有交代的。”他提到在参与泰国洞穴救援时，从美国队身上学到的工作原则：任何一个搜救队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位置，任何一个人的脱节，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
但茶叶最终没有泡出来。既是因为这次搜救艰苦，缺水缺电缺一切，工作累到没力气交流，更是因为救援面积大，协调难度大，并没有出现多国救援队联合在同一点作业的情况。
但不少国际救援队员喝到了土耳其茶叶和土耳其咖啡。在灾民安置点，土耳其人会邀请路过的外国人喝一杯茶或咖啡。“如果你需要茶，随时过来。我们欢迎你。”一位年轻男孩说；一个小女孩去物资分发点拿来方糖，捧在手心里跑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入救援队员的咖啡中。
来自江西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刘凯敏讲述了类似的事情。他在马拉蒂亚的小商店买烟，店主追出来要送一大盒巧克力给他；他与当地人用手势互相安慰：双手合十表达祈祷，捶捶胸口以示感谢。
刘凯敏参与救出了一位老太太，出了废墟却无亲人等待。她说，地震时，她的孙子孙女跑出去了。而最终，两位年轻人遇难了，老太太活了下来。但在另一个作业点，刘凯敏经历了一位83岁老人的逝去：呼吸声曾经轻微可闻，却在打通救援通道时消失。老人的儿子在废墟边守了四天，曾为一块带出来的床单激动不已，也曾以为希望就在前方。
尽管周亚辉、李硕、刘凯敏等人总在面对灾难，但他们记忆里最深刻的，往往都是人的善意，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在阿德亚曼，一位来自贵州的救援队员曾经情绪崩溃。他们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探测到生命迹象，却因为探测仪被调走，无法确定准确位置。价格不菲的生命探测仪在中国民间救援队中非常稀有，往往需要几个作业面轮流使用。当生命探测仪回到这位贵州队员手中时，生命迹象消失了。他无法克制自责：都是因为自己的队伍买不起生命探测仪，才错过可能的幸存者。
做好心理准备，避开“不必要的情绪”，这是周亚辉十多年救援积累出的最重要经验。“第一次第二次看到人死去，我们也很受不了。自责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消耗，比如总是在想这个人我本可以救出来，结果我失误了，所以他死了。要避开这些，避开对自己的伤害。”
而那些出现在灾难现场的人性之善，给了周亚辉广阔的信心。“大灾难中遇到的人性善，在生活中是很罕见的。我记住这些事情，所以我对人类更有信心了。我知道善是存在每个人心里面的，在需要的时候，善就会表现出来。”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4日，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几名孩子在受损的古堡下玩耍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对于包括民间救援队在内的许多志愿者而言，加入志愿者组织，正是因为在灾难中看到了人性的善意。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有超过14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参与到汶川地震的救援中。这些活跃在灾区各个角落的志愿者，也在日后生发出如曙光、绿洲、公羊等民间救援组织。
汶川也是周亚辉从事公益救援的起点，他喜欢在汶川遇到的志愿者，无私又善良，所以他去寻找了同类。
“这次地震之后，土耳其也会冒出很多志愿者组织。”他说，“这次各个救援队的翻译志愿者都很好，或许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多。"
周亚辉与李硕将赈灾物资交给了土耳其志愿者，请他们分给安塔基亚的灾民。在阿达纳，李硕跑遍全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超市卖12里拉的牙刷，他去批发市场用3.5里拉买到了同款；700里拉一条的厚棉被，他还价到500里拉，买下50条。
李硕慢热，有时候过于腼腆。他不好意思多说自己，甚至在分发赈灾物资时，都要挑没人注意时才拍几张照——照片是必须拍的，因为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当被问到为什么来土耳其救援时，他用一句“咱就是干这个的”终结了话题。
但在采访结束后，他发来了微信，说道：“我这个文化水平有限，说不了太多有深度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此次救援和赈济工作都是在努力践行人道主义的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人生观的认识和对待生命的态度。”
"如果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你怎么形容你们的行动。"
“充分地尊重生命。”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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