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北京的中南海，毛主席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在窗前站定，招呼秘书把笔拿来，郑重地说：“龚维蓉的任命书，我一定要亲自写。”
只见任命书上出现好几行大字，上面写着：
最后毛主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不禁会想，这个名叫龚维蓉的人到底是谁？毛主席为何会亲自给她写下任命书？
龚维蓉，出生在合肥龚家，龚家乃合肥四大望族（龚张李段）之首。翻开《合肥百年有影响的百名女性》，龚家入选了7位，其中就包括了龚维蓉。
身为龚家的千金，龚维蓉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善良的内心，她还拥有一手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
她是“合肥龚”的骄傲，也是合肥人的骄傲。
1900年10月9日，龚维蓉出生于合肥。民初的时候，合肥人龚积炳在山东当财政厅长、内务司司长兼代民政长，他的堂弟龚积义任山东军法处处长和日照、平度等县的县长。
13岁那年，龚维蓉跟着母亲来到济南，和父亲龚积义会合，一家人得以生活在一起。
到达济南后不久，龚维蓉上了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虽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从小便接受到新文化新观念的熏陶。所以，龚维蓉思想开放，向往民主自由。
那个时候，龚维蓉和许多青年人认为，只有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才能摆脱国家的现状。为此，她考取了山东女子医学校，开始接受严格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训练。
1919年的春天，龚维蓉听说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无理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他们还想将战败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人，这使得整个济南学界彻底沸腾。
当时，全国的有志青年都站了出来，5月4日这天，他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大游行，也就是“五四运动”。
身为一名进步学生，有骨气的中国人，龚维蓉十分痛恨外国列强欺负中国，欺负中国人。所以，她义愤填膺，顶住家庭带来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加入到学生运动的行列中。
最后，这场斗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不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龚维蓉更加坚定了决心，她一定要学医，将来用自己的医术报效社会，服务人民。
要知道，学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旧社会女子学医本就少之又少，可谓是凤毛麟角，但龚维蓉却不管这些，她坚定不移，发愤图强，一定要创出一片新天地。
然而，就在她刚刚升入四年级不久，一场姻缘就找到了她。
那时候，合肥北乡元疃集的项家带着他们18岁的儿子来到济南，目的是接新娘。
项家的孩子名叫项以鼎，他和龚维蓉之间的这场姻缘，还有一个故事呢！
据说，当时双方父母在大烟馆里对吹，指定了项家项以鼎和龚家龚维蓉结成“娃娃亲”，刚好那时候合肥流行“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于是乎，大项以鼎三岁的龚维蓉，自然便成了项家的好“儿媳”。
龚维蓉看见这个十几年未谋面的“未婚夫”来找自己，她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没有反对这门亲事，同意和项以鼎结婚。
不过，龚维蓉有着自己的要求，她不想立刻回去，一定要等念完书，把医学学好才回去，甚至在说出这话的时候，语气都是非常坚定的。
就这样，他们的婚事在济南举行，婚房就设在龚府，而项以鼎，也留在济南龚家“伴读”。第二年，龚维蓉有了第一个孩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学业。她将孩子交给家人抚养，自己则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中。
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龚维蓉在学校苦读7年终于结束了。1925年，龚维蓉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她在医学方面的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为项有彬。
1928年，山东济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短短几天，就有三千多名中国军民被杀害，其中，还包括了蔡公时等17为中国外交官。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彻底激起了济南各界人士的公愤。当时在济南女师代课的龚维蓉和师生们一起，到政府请愿，她和学生老师们一起露宿街头，坚决要求侵略者退出济南。
看见无数家庭遭到迫害，街上充斥着人们的哭声和呐喊声，龚维蓉落泪了。要知道，她是多么坚强的一位女性啊！但面对如此情景，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流下眼泪吧。
不过，眼泪并没有将龚维蓉打倒，她书写标语，拿到街上进行义卖，再将这些收入捐给死难者的亲属，帮助他们摆脱困难。
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龚维蓉和济南人民在一起，共度困难，直到第二年，日军被迫撤出济南。
1929年，龚维蓉从济南迁返合肥的四湾，随后又来到距合肥60华里的元疃乡下。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在龚维蓉身边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丈夫染上了烟瘾，花钱如流水，然后又是龚维蓉的母亲病故，父亲解甲归田。最严重的是，项家不知何故得罪了人，处处遭到针对。
一系列变故发生之后，龚维蓉回到娘家，可娘家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她只好开始变卖当初陪嫁的首饰，换得一点生活费，维持生计。
可这样的生活真是龚维蓉想过的吗？不，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子，有一个医学之梦，她还要救死扶伤，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人摆脱疾病带来的痛苦，报效社会。
在这种强大愿望的支撑下，龚维蓉拖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合肥基督医院住下，成为一名实习医生。
这个医院属于教会医院，用的是英文，而龚维蓉早期在济南学的是德文医科教材。为了方便工作上的交流，她白天看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晚上则补习英文、照看孩子，一点空闲的时间也没有。
在实习期间，是没有工资的，龚维蓉的生活只能继续靠变卖陪嫁时的一些首饰来维持。有时候，丈夫还会前来吵闹，甚至掀翻桌子，要她回农村去。而龚维蓉则含泪忍耐，力求独立，让她的两个孩子在城里念书，直到第二年升为住院医师，才有了每个月十块大洋的工资。
由于龚维蓉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很扎实，加上爱岗敬业，刻苦勤奋，她渐渐从住院医师转为主治医师，薪水也从原来的10块大洋调至50块大洋，暂时衣食无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迅速向安徽蔓延。从10月份开始，合肥频繁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就连基督医院也没有幸免于难。
第二年5月14日，合肥沦陷，项以鼎被敌人杀害。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在合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侵略者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频繁向英、美、荷等国家挑衅。合肥基督医院的美籍院长柯普仁决定医院暂时散伙儿，外籍人士返回自己的国家。临行之前，柯普仁给每个中国职员发了从医经历和资格证明。
图 | 合肥基督医院
在如此形势下，龚维蓉没有苟且偷生，她先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大后方学习，而后自己带着医院分给她的医药、器械，和几名医护人员冲过沦陷区，徒步500里，来到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县，开设了合肥基督医院立煌临时诊所，重新开始救病治人的工作。
可就在诊所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1943年1月，日军扫荡大别山，火烧立煌县城。当时龚维蓉还在外面，等她回来之后，面对的又是一片狼藉。这时的她，已经成了有家不能回，一无所有的“难民”了。
但龚维蓉生性倔强，她重新抬起头，决定从头干起。那时候，她住在病人家的过道上，白天出诊行医，经常要走10多里的山路，脚磨破了，磨肿了，也不喊一句苦。
慢慢地，龚维蓉的医术和医德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报纸上的鸣谢启事也越来越多，收入增加了，她又在那里盖起了诊所，恢复到往日繁忙的景象。
战时的省会，来找龚维蓉看病的人有很多，不仅有达官贵人，也有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每次遇到那些没钱治病的穷苦百姓，龚维蓉都会伸出双手，给予援助。
在国殇家难的时候，龚维蓉坚强地站了出来，履行作为医生的职责，她以坚韧的献身精神，顽强地工作着，并不断前进。
如果说龚维蓉的前半生是在苦难中挣扎过来的，尝尽了人间百味，那她的后半生，则是迎接光明，让子女在大浪淘沙中追求进步。
1948年的冬天，龚维蓉的儿子项有彬带着未婚妻董善涵从南京回到合肥老家，龚维蓉脸上堆满了笑容，她热切地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一起迎接光明。可在那天晚上，项有彬却提出了别的要求。
图 | 项有彬
项有彬对母亲说：“我想去山东参加革命，请您同意。”
听到这里，龚维蓉沉默了，她慢慢抬起头，笑了笑，说：“去吧，男儿志在四方。”接着，便强忍离别的痛苦，为儿子收拾行李。
出发的那天，龚维蓉看着儿子踏着皑皑白雪走向远方，而自己则孤身一人留在合肥。
新中国成立后，项有彬从山东经上海调回皖北日报工作，龚维蓉一下子好像年轻了10岁，她眉头舒展开来，高兴地说：“我从未看到有像共产党干部这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干吧！”
这个时候，龚维蓉已经是50岁的人了，她工作起来仍是生龙活虎，上午门诊，下午查病房，有时手术要到很晚才能回来。
在她的行医经历中，曾为妇女摘除过30多斤重的卵巢肿块，也让一些患有白内障的病人重见光明，这些在解放时期的合肥医院可以算得上是大手术了。
另外，龚维蓉还积极响应省妇联的号召，发动医院职工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战争。她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做好妇女工作。
由于龚维蓉立场坚定，工作十分热情，她在不久后就被任命为省立和平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1952年，龚维蓉不仅被推举为省人民代表、全国妇联代表，还被毛主席亲自任命为安徽省第一届委员，也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
图 | 毛主席
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并没有让龚维蓉沾沾自喜，她感到责任更加重大。她说：“我过去的工作，只对自己和病人负责，现在还要对党和政府负责，我不光要搞好本单位的工作，还要跟上形势，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的其他任务。”
所以，从那以后，龚维蓉在钻研业务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经过学习，龚维蓉主动退出基督教会，搬出解放前住的小洋楼，并要求减少薪水。她说：“我过去的工作单位是教会医院，拿的工资比较高，但现在我应该拿干部工资，与医院职工同工同酬。”
在工作中，龚维蓉能够根据需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到设备简陋的妇幼保健院，参加该院的初创工作，东奔西跑为产科病房安装暖气，为婴儿室增添保温箱，以保障妇女婴儿的身心健康。
土地改革时，龚维蓉请在乡下的姑子，把家中地契全部转交给当地政府，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龚维蓉在信中写道：“这些土地契约，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我与子女都能自食其力，留下这些土地也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全部转交给人民政府。”
这封信件，在当地土改大会上被公开宣读，受到了热情赞扬。另外，龚维蓉还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少量医疗器械上交给单位，人们纷纷赞扬。
1978年以后，龚维蓉没有再去工作，也没有回到医院居住，而是来到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内生活。
虽龚维蓉结束了工作，但她的医术一直在人们心中有着很好的声誉，一些老病人经常上门来找龚维蓉治病。
无论是什么人上门，龚维蓉都不会拒绝。她凭借着50多年的行医经验，给病人做检查，用手给孕妇校正胎位，用手帕放在孕妇肚子上听胎音，既不收钱，也不受礼，耐心检查，反复讲解，总是让每一位患者和孕妇笑呵呵地走出房门。
在那段时间，龚维蓉和许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家人们陪她走在街上，总有人与她打招呼，向她问好，或站在路边讲个半天。就是到百货大楼购物，也有一些营业员前来问好，帮她挑选商品。
1979年3月1日，已经79岁高龄的龚维蓉还参加了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这样的经历让老人十分兴奋，她感到浑身都是劲，就算眼睛视力不太好，也要戴着老花镜，耐着性子书写提案。
也许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龚维蓉因为过度劳累，在一次吃饭时，突患脑中风，急送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医生三个月的诊治，龚维蓉虽然神志清醒了不少，但吐字还是不够清晰，而且右手右脚也不能自由活动。
身为医生的她知道，这种情况如果不锻炼，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偏瘫。
为了控制病情，防止进一步恶化，龚维蓉专门请人帮她针灸、按摩，做一些有益于病情恢复的运动。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龚维蓉，组织上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比如安排干部病房，派特别护士护理。
龚维蓉的家人更是全力以赴，悉心照顾，几个孙男孙女轮流照顾，让龚维蓉的病情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人终有生老病死，这是一项自然规律。1982年的秋天，龚维蓉老人离开了人世。
图 | 龚维蓉
龚维蓉老人逝去的消息在《安徽日报》上登出以后，全国各地的唁电纷至，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等人也发来了唁电。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亲自为她治丧。
龚维蓉老人的追悼会，有数百上千人参加，在哀乐中，人们怀念她，哀悼她一生清贫、治病救人，追求进步、不断革命的精神，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龚维蓉逝世后，她的子孙后代继续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龚维蓉的儿子项有彬和儿媳董善涵都是新中国第一代报人，孙女项贤峻曾是合肥电视台第一位女台长，两个孙子远赴澳大利亚创业有成。
更值得宽慰的是，龚维蓉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省立医院和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台台精密的仪器设备令人烟花缭乱。
如今，我们的医疗条件已经今非昔比，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些走在前面的先辈。后背将继承先辈的遗志，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多做贡献。
最后，祝愿所有医生工作胜利，祝愿所有病患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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