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名震上海的青帮大佬杜月笙，最后在时代的洪流中，也成一抹尘埃。
但杜月笙在临终前，也曾试图逆天改命，然而，一个相士留下的黄纸包，让杜月笙懂得，天命难违。
1950年，杜月笙的病情越加的恶化，甚至到了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吸氧才能好受一点儿。
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杜月笙偶然间想起了自己早年的经历：
1921年左右，年轻的杜月笙还在黄金荣手下当小伙计。
有一天他跟着黄金荣外出办事，在街上被一名和尚拉住，硬要给自己算一卦，说从他的面来看，他将来的富贵远在黄金荣之上。
当时黄金荣就在旁边站着，杜月笙觉得十分尴尬，于是他怒斥这个和尚有眼不识泰山，尽是胡说八道。
不曾想后来这个预言成了真，他真的成为“上海皇帝”，把黄老板远远甩在后面。
早年这次奇特的经历，让杜月笙又燃起希望。
“或许请个术士来看相，能逆天改命，让我多活几年时光呢。”他自言自语地说。
从此之后，杜公馆人来人往的院子里，又多了一批看着道貌岸然，或着穿得仙风道骨的星命专家、江湖术士。
这些人有的是经过朋友介绍的，有的是自家慕名而来的。
这些旅居在香港的相士异人都被杜家人请到杜公馆奉为上宾，为杜月笙细推流年，观察气色。
当然，要给杜月笙算命看相，应邀者必须得是命理泰斗，神仙铁口，要有特别灵验的事例、脍炙人口的传奇。
比如最让杜月笙信服的袁树珊，他的君平之术海内外皆知，数十年来依旧名声在外。
袁树珊和另一位测字十分灵验，几乎百发百中的李棚庵，一同为杜月笙推算，两个人的结果大同小异，都说杜月笙至少还有10年的光景，能活到73岁，然后“福寿全归”。
对于这两人的推算，杜月笙刚开始也是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能活到73岁。
杜月笙听到这些好消息，精神好了一些。
杜月笙的妻子、儿女、至亲好友，都认为他热衷算命看相，遍请名家,无非是求个心理上的安慰，使自己在顽疾缠身之余得到一份新的希望而已。
谁都没有想到，杜月笙“算命看相”积久成迷，后来还因为一则命语失去了求生的力量，这一点，连杜月笙自己也都是始料未及的。
一段时间过后，杜月笙的病情没有一点起色，反而更加的折磨他，让他夜不能寐，他明显觉得自己撑不了那么久时间。
杜月笙突然就想明白了，现在这些在杜公馆的术士们，如果测算的结果不好，他们也不会当面对自己说，想知道真正的结果，需要找一个不在香港的术士。
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隐了名字悄悄寄给了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
六月息馆主回他一个黄纸包，里面只有一句话：“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意思是说杜月笙绝对活不过六十四岁。
杜月笙看到之后，觉得自己的病可能真的是天命难违了，顿时熄了求生的信念，再也不坚强的与病魔抗争了。
他不想让家人担心，就谁也没说，还把这纸命书藏在了紧贴皮肤的内衣兜里。
这天过后，杜月笙就送走了盘桓在家里的江湖术士，每天依旧坚持吃药甚至话更多了一些。
但是家里人能感觉到他的救生意志没有那么强烈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杜月笙没有熬过1951年的夏天，就离世了，享年63岁，应证了相士给他的卦语。
他去世之后，家人为他清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个黄纸包才知道真正原因。
杜月笙最早是以贩卖大烟起家的，他自己也不可避免的吸上了大烟，这是他后来患上哮喘的根本原因。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在即，虽然一切百废待兴，但到处都充满生气。
这时蒋介石战败逃到台湾，邀请杜月笙一同前往，杜月笙并没有答应，出于多种考虑决定带着家人到香港定居。
来到香港之后，杜月笙一方面忧心时局，心情不好，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是特别适应香港的环境，只要这里气候一变，他的哮喘病就会来势汹汹。
杜月笙每一次哮喘发作，都会有很多亲戚朋友来看望他，大家热心的给他介绍自己知道的名医，又或者贡献找到的偏方。
杜月笙大多都是来者不拒的。
单是经常在他身边把脉看病的，就有七位赫赫有名的医生，他们在哮喘病的治疗方面都是十分有名气的，其中有四位中医，三位西医。
这几位医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疗方法，相互之间却又不那么配合。
这几个医生，谁的药最有效，哪个医生诊断得最准确，谁的医法最高超，杜月笙的家人一时间也弄不准，只能等杜月笙自己下决定。
久病成医的杜月笙已经不相信只单纯的用中药或者西药能治好自己的病了，他觉得只有中西医结合才能有更大的把握。
于是，每次哮喘病一发作，都会请不同的医生来为他把脉看病，然后每个医生按照自己的习惯开药治疗。
这样反复循环，时间长了，杜月笙吃的药也就十分的杂乱，就连他自己都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然而，是药三分毒，这样治疗下来，非但没有减轻他的病情，反而加重了。
吃的药越来越多，哮喘病却没有得到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让杜月笙转道痴迷于看命算像。
一次，杜月笙哮喘发作，家里人为他请名医诊治。
他拒绝了医生并且幽幽地说道：“我的病我自己知道，并不在身上，而是在心里。老实讲，如果现在我仍身在上海，是不会沧落到这般田地的。”
杜月笙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上海是他赖以发迹的地方，有他经营一生的社会基础和人脉基础。
民国时期的社会是一个“江湖化”的社会，而江湖的中心，当属上海。
江湖社会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政客，军阀，帮会势力，金融大鳄，齐齐登场，演绎着历史的另外一张面孔。
上海帮会势力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为轴心，他们建立了涉及黄、赌、毒的商业帝国，其中又以杜月笙拥有的数量最多。
杜月笙1888在上海浦东出生，年幼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留他一人独自长大。
杜月笙刚开始作为水果小贩谋生，慢慢与混迹在上海的流氓称兄道弟混迹其中，随后被青帮头子陈世昌看重，收为徒弟。
后来杜月笙投到黄金荣的门下，在这里逐渐耕露头角，得到黄金荣的重用，随后又通过贩卖大烟和聚众赌博，创建了自己的势力。
1927年，杜月笙自己的帮会势力已经成了气候，入了蒋介石的眼。
蒋介石派手下联络杜月笙等帮会头目，让他们招兵买马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反共走卒，配合他发动“四·一二”事变。
不久以后杜月笙获得蒋介石单独召见，并且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代替蒋介石办一些他不便出面的事。
杜月笙从此开始了他为蒋介石效命的生涯，只要是蒋介石吩咐的事他都十分积极的去办，以致于后来蒋介石战败逃走，他也不敢独自留在中国内地。
1929年，杜月笙的青帮在上海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法国的驻沪总领事柯克林委托李应生到杜府邀请杜月笙，让他替补吴宗廉走后法租界华董的职位空缺。
杜月笙开始装做没有兴趣，后来还是出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一职务，并在法租界公董局全部华董中居于首席地位。
这让他在上海办事更加的便利还拥有了更多别人得不到的资源。
杜月笙正真迈向上海的上层社会，是从他将王晓籁从虞洽卿集团拉到自己的阵营开始的，王晓籁是当时闸北商会会长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领导，这个人还和蒋介石常有来往。
对于于杜月笙来说，用钱能办到的事情都不是大事情，但是上海并不完全是功利社会，随着他的深入接触，杜月笙发现，这里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
为了更好的发展，杜月笙不能不去攀龙附凤，但他又不是甘于屈居人下的人，所以能操纵大资本家王晓籁，就自然让别人不能小瞧他。
杜月笙借着王晓籁控制了上海市总商会，并且插足上海重要工商业和金融业机构，结交上海的上层社会，让他补全自己的短处，有了很多光鲜的身份。
杜月笙在1932年成立“恒社”，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帮会势力。
杜月笙先是与戴笠合作从事毒品交易，成为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毒品交易代理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与蒋介石、戴笠和国民政府的利益共存关系。
随后又协同戴笠建立“人民动员委员会”，控制中国各帮会势力。
在这个时间段，杜月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帮会总龙头”，中国的黑社会帮会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就连租界各国领事对杜月笙也要客气三分，可以说他只要咳嗽一下，上海这个地界就要抖三抖。
所以这个时候的杜月笙能有自信说出这句话：“如果日本人利用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月笙在两个小时内把租界全部毁掉！”
杜月笙这个人，虽然做了不少坏事，比如贩卖大烟，欺压百姓，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还是热爱这个国家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陷入艰苦抗战的八年时光。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杜月笙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愿做个汉奸，因此对于抗战，他一向比较热情，捐款出力的活做了不少。
至于参与的事，就是和戴笠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叫做忠义救国军。
这支队伍基本都来自杜月笙的本帮帮众，他们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武装力量，除了一些帮会高层人员在军中能谋个差事之外，一般会众只能自行其事，他们在沧陷区组织的武装都属于游击队级别。
但是，就是这样一支虽然出身不是很光彩的队伍，却打出来了一些名堂，后来甚至整编成了国民党的主力之一。
戴笠搞情报工作出身，做事踏实勤勉，后来做到国民党两大情报系统之一军统的负责人，一向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不过，戴笠也看得很清楚，他觉得搞政治必须要有武力，否则不会被别人重视。
抗战开始不久，戴笠打算搞一支属于军统的队伍，既能打日本，也能作为他以后的政治资本。
戴笠的目的和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在上海激战正耐，蒋介石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早就有打算在江浙一带预先布置武装力量，这样，就算上海失陷，日本人的日子也不得安宁。
因此，蒋介石答应了戴笠的请求，组建一支敌后游击武装，由军统负责筹备和指挥，但是他必须要在一个月内凑足一万人。
戴笠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一个月拉一万人铁定没戏，只能找人帮忙。
于是找上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向对抗战十分热情，因此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况且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是杜月笙一贯的为人原则，更何况是有权有势的朋友。
而且，杜月笙的不少门徒也是吃军统这碗饭的，比如恒社骨干成员陆京士和于松乔早就搭上了这层关系。
戴笠知道，只要杜月笙答应，这事就基本有谱了。
青帮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和国民党深入合作，戴笠出主意，杜月笙跟着忙前忙后，号召帮会弟子和工会工人积极加入。
国民党拿出一些军馆和武器，很快，抗日战场出现了一支新的武装，戴笠当书记，杜月笙任常务委员。
这支军队由戴笠实际掌握军权，杜月笙则因此得到了一个好名声，顺带还和戴笠扯上了关系。
上海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攻势强大，国民党军队渐渐抵抗不了，蒋介石见状下令撤退。
这支刚成立，武器还没配全的队伍，就被直接投入战场。
负责在上海附近的浦东、南汇、奉贤几个地方，顶住日军的进攻，掩护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撤退。
这支队伍组建起来的时间很短，武器也都是参差不齐，虽然形成不了较强的战斗力，但他们之前都是地痞流氓，逞凶斗狠惯了，身上有股宁死不退的战斗精神。
等到国民党军队撤出淞沪战场时，这支队伍基本被打散，回归部队的只有两千余人，其他人不是牺牲，就是失踪。
上海沧陷后，杜月笙仍然留在上海从事一些抗日活动。
他花钱买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组织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在上面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后，就免费送给了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宣传抗日爱国精神，给上海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粮。
后来，杜月笙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账济第九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
他接受委任后,在香港成立了“中央账济委员会第九区济事务所”,封自己为主任,办公机关就设在自家公寓的一楼。
那段时间，南洋群岛、印度、泰国、缅甸等地的爱国侨胞,为了救济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经常向济委员会捐献大笔款项。
杜月笙此时还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因为会长王正廷当时正担任驻美大使,所以，杜月笙又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设在他自己公寓的三楼。
这样一来，杜月笙在香港的私人住所，竟然先后挂起两块办公的牌子。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爱国华侨所捐赠的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运到国内的,杜月笙用红十字会的名义负责接收、转运。
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到抗战结束,红十字总会在这段时间中救护的军民总数共有260万人。
救护工作所需要的物资和车辆,有许多都是杜月笙号召征集的,也包括他自己的捐赠。
杜月笙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但他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失去了曾经的从容，试图通过术士算命来逆天改命，最后徒劳无功。
可见，面对死亡每个人都会畏惧，但生老病死从来都是自然规律，非人为可以改变的。
算命以及鬼神之说，也都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我们还是要把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才不会辜负来这世间走这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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