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万年前，当人类还在人猿时代的时候，对酒精的喜爱就已经初见端倪。
那时，我们的祖先还在树上生活，就学会了以吃发酵的果实的方式摄入酒精，追求刺激以排解压力。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人类有了创造发明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是发展出了灿烂的酒文化，甚至影响到了生活与社交。
你翻开《上瘾五百年》，人类对于追求精神刺激这一方面，脚步从未停止。
类似的还有糖、咖啡、茶、烟草之类，甚至还有更危险的种类。
当然，这些刺激品种中，酒是相对温和且容易获得的的一种，所以传播范围也最广。
提到饮酒，那就不得不提到“禁酒”。
饮酒可以让我们获得快感，排解压力，觉得活下去有意义。
还能壮人胆气：
予人灵感。
饮酒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同样也有不少坏处。
比如饮酒有害健康，喝酒误事，酿酒还浪费粮食，喝多了还会出现打架斗殴，聚众闹事的等社会治安案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人类社会中禁酒的想法也因此而生。
1985年，苏联发布了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禁止酗酒的决议：
此禁令虽然出现了很多对饮酒的限制，但问题在于，人们对饮酒的需求却没有减少。
于是很多人勾结酒水供给部门，并通过黑市交易，把酒炒到了很高的价格，发了一大笔财。
群众怨声载道，但高级官员丝毫不受影响。高级伏特加仍会出现在权贵的餐桌上。
于是苏联民间开始购买大量食糖来酿造私酒，并偷偷的对外出售，但粗制滥造的私酒很容易产生甲醇，喝了等于自杀。
有趣的是，大量酿造私酒，居然让当时糖产量世界第一的苏联出现了食糖短缺。
酗酒是长年累月形成的，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买酒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酒成为了硬通货。
不仅如此，苏联还损失了大量酒行业的税收，禁酒政策还导致了酿酒业的破坏。
本来很多用于酿酒的葡萄园也被铲平了。
“反酗酒运动”声名狼藉，引发了很大的民愤，甚至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禁酒运动到1988年便寿终正寝了。
当然，禁酒的不止苏联一家。
1920年1月，美国禁酒法案正式生效。禁酒令规定：
美国人禁酒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立国之初，许多早期清教徒由于宗教原因从欧洲来到这片新大陆（the New world）。
清教徒主张克勤克俭，敬畏上帝，清廉度日。
而饮酒违背了清教徒的精神，于是美国开始约束贪杯之人，终于在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
当时禁酒的理由是，酒是犯罪的根源，而饮酒多是男性，酗酒导致家庭暴力。在妇女运动后，妇女得到了投票权，第一件事就是在美国全国实施了全面的禁酒令。
这段时期，是美国比较“奇葩”的一个时期，“禁酒令”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禁酒令可以禁止酒的贩卖，却无法消除人们对于喝酒的欲望，在禁酒令颁布后，正规市场无法买到酒，而地下黑市酒水贸易却迅速发展起来了。
《教父》、《美国往事》这些美国黑帮电影，就是处于“禁酒令”这一背景下。
同苏联一样，禁酒令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很多人因为喝了私酿的劣酒丢掉了性命，不仅如此，地下黑帮与官员勾结，还形成了有组织的犯罪。
在美国禁酒令10年后，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美国人开始呼吁解除禁酒令，希望借美酒缓解他们紧张忧虑的心情。
终于，禁酒令在1933年被宣布废除，禁酒令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
如果说一家禁酒失败有可能是意外，俄罗斯地处苦寒之地，常年冰封。要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生活，御寒取暖，喝酒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禁酒令失败情有可原，那为什么在美国也失败了呢？
为什么一个看似很好的政策，却无法实施呢？
最后让我们看一个中国禁酒的故事。
乾隆年间，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五省因酿酒耗费大量的粮食，老百姓醉酒之后大打出手，因此应该禁止酿酒。
提起方苞这个名字，有人可能熟悉，就是《康熙大帝》里面懂治国权术的“布衣宰相”，《狱中杂记》的作者。
乾隆看了奏折，觉得很有道理，粮食属于刚需，酒不是，酗酒后还打架斗殴，那干脆就把酒禁了呗。
这时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是吏部尚书孙嘉淦。
孙嘉淦认为，禁酒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禁止酿酒就会导致供给减少，供给减少就会导致酒价上升，然后导致人们酿造私酒。
私自酿酒风险更大，执法成本就会变得更高……
礼部侍郎方苞、吏部尚书孙嘉淦，你支持谁？
禁酒两年后，孙嘉淦时任直隶总督，上任总督还是名臣李卫。
李卫任内，一共接到私酿酒案300多起，案犯1000多人。
孙嘉淦上任一个月后，又接到70余起，抓捕案犯300多人，被牵扯进来的，还不知有多少。
于是孙嘉淦上书乾隆：君子不拿养活人的东西来加害人，禁酒本来是为百姓生活着想，反而滋扰百姓到如此地步，由此看来设立法令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百姓酿酒并没有错，正是因为您出手禁酒了，才会出现这么多违法的案件。
若在灾年，禁酒还能说得过去，现在是丰年，那就别禁酒了。
奏章呈给皇帝之后，乾隆觉得有道理，于是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下诏解除这项禁令。
又过了几年，孙嘉淦上任几年，他发现灾年更加不可以禁酒。
于是又上书皇帝：
意思是，之前我以为灾年缺粮食的时候才应该禁酒，这属于书生谬论，当我在任上干了几年才知道，灾年禁酒的危害比丰年更大。
灾年粮食更稀缺，就更不应该禁止酿酒，越稀缺就越应该交给市场。
孙嘉淦亲身在基层工作，了解真实的世界，所以他明白了，市场才能解决稀缺。
越是稀缺，就越应该交给市场。
所谓“书生谬论”，就是自己不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却还在攻击“为某某利益群体代言”。
好在孙嘉淦一代名臣，为官清贫，一生也没攒下几个钱。
不然说不定还会被攻击为“为私酒贩代言”。
善与恶，有时只差一步。
善过头，有时就成了恶。
阻止恶很简单，而阻止过头的善，反而需要更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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