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记录我的2023#
作者|未未
编辑|江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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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半，一位女孩戴着医用颈托走了出来，颤巍巍挪到胡同口，上车，身后北京按摩医院的四合院隐于夜色之中。
这家位于平安里宝产胡同的二甲中医医院，历史悠久。门口墙面上写着它的成立时间：1958年。这里设有夜班，夜班医生的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半，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方便年轻人们下班后赶来，最近几年，他们成了这里的消费主力。去年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更增添了它的人气。
我见到夜色中的北京按摩医院，是在3月20日。这天下午，我陪朋友雨竹来到按摩医院，这位“80后”的女性创业者，过着有车有房有娃的标准中产生活，也是重度颈椎病患者。在不久前刚因为4岁的儿子抱了一下自己的脖子，带着儿子一起翻倒在了家里，前者昏倒，醒后来无法动弹，被120送去急救中心，后者轻微脑震荡。
脖子，自此成了她的重点保护对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
她已经听无数位医生说过类似的话：少用手机和电脑，才是最好的颈椎保护手段，但没办法，毕竟，她是会带着电脑在医院走廊里干活的人。这次也不例外，一台12.9寸的iPad就装在她的双肩包里，自重641克，加上妙控键盘后就超过了2斤。这是她几次来按摩医院治疗后的经验，有些项目等待时间较长，她可以见缝插针地处理些工作。
奇妙的是，被她带来医院的只有工作，而没有那些焦躁的情绪。她曾经在这里收到过一份几乎要重写的方案，正常情况下是要先批评一通的，但那次，她只是蹲在椅子边，心平气和地做起了标注与修改意见。
love and peace，这是雨竹在按摩医院里最深的感受。
毕竟，来这里的病人，大多没有得什么要命的病。虽然有些慢性病的疼痛也很磨人，但毕竟，一家没有ICU的医院里，也不会上演太多的生死桥段。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这里最大的特点。雨竹第一次做完针灸后，正要跨过门槛离开时，被护士拦下，取走了插在天灵盖上的针后挥手让她继续走，没有多余的解释，一切都是小场面。
跟我说起这些时，雨竹哈哈笑着，丝毫没有恼怒和抱怨。她的手机里已经有了三位医生的微信：一位按摩医生，两位针灸医生，都是对方主动加的，为了方便她预约治疗以及学习康复知识。
但医生们并没有为工作设置专门的微信号，或因为想设置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而让朋友圈一片空白。一位针灸医生会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跑步的成绩，另一位医生在朋友圈里是一位军事爱好者。
这样的场景，雨竹似乎没怎么在其他医院见过。
在北京城内，更知名的是三甲医院，每天都有无数患者提前数天搭乘高铁和飞机匆匆赶来，不过为了医生们几分钟的宝贵时间。保险公司在推出高价医疗险时，会将“在紧急情况下，可直接进入协和医院治疗”写进合同中，以此吸引不差钱的客户。不低的经济与时间成本下，医生的工作节奏越加严丝合缝。
雨竹熟悉北京的很多三甲医院，但她很少加到医生微信。而在按摩医院里，很多患者似乎成了医生的熟人，一次躺在针灸床上时，她听到隔壁床的阿姨在跟医生讨论，后者的节假日安排为什么都是宅家里。还有一位自称曾经举不起胳膊的阿姨，在离开按摩床时，把一袋面包塞到了医生手里。
没有满脸焦急等待救命的患者，按摩医院的节奏，充满了松弛感。雨竹甚至喜欢上了医院门口的四川麻辣烫，带着浓浓川音的服务员举手抬足间都透着麻利劲儿，桌上透亮的红油辣椒，来上两勺，素来控制饮食的雨竹，可以把一碗35块钱的麻辣烫吃得精光——相当于一碗1斤半左右的食物入肚。
从外观来看，北京按摩医院，确实也不像一家医院。
它的主体包括一座四合院、一间宽敞院子、两栋三层小楼。院子里随处可见红墙的古朴，几颗大树也被保留下来，透明房顶留出几口洞，供它们的枝叶探向天空。同时，几顶硕大的水晶吊灯，又让这里多了些西式的洋式。中西混搭的风格里，还包括被用来做按摩间的厢房，以及沿墙摆放的各种电子打卡设备。
3月20日下午，3点左右，有搬着脚手架的工人在维护水晶灯，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好奇地抬起了头，年轻者继续低头盯着手机——尽管他们大多是来看颈椎病的。
对于这里的一些医生而言，维护工程现场不是一个友好的场景。在那盏正在维护的水晶灯前方，一位医生需要在保安的搀扶下，穿过人群和工地，走向斜前方的科室。
这是一位有视力障碍的医生。北京按摩医院有不少“盲人医生”，这与它的背景有关。北京按摩医院本名“北京盲人按摩训练班实习诊所”，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接管诊所，并更名为北京按摩医院。
四合院原来的门槛，出于医生和病患出入方便的需求，被拿掉了。据李碧瑶和孔繁宇两位医生回忆，按摩医院刚刚成立时曾用当时流行的大理石铺地，计划改造一个高端大气的台阶，结果一群腿脚不好的病人频频跌倒，之后又改成了斜坡，又有病人因为太滑上不去，最后门槛干脆取消。
或许自身的不便让医生们更加敏感与贴心，一种奇妙的温馨氛围感开始形成。比如，在挂号处的小房间角落里，一只不锈钢保温水桶里，长期提供防病毒的草药水，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自取。
在这里，一切都可商量着来。在二楼的按摩室中，一位刚刚送走病人的医生正在给同事打电话：“陈大夫啊，我的一位病人说找您开疗程开多了，又不好意思和您说，我来帮他问问能取消不？”电话那边很快传来了同意的回答声，一个羞于张口的难题就此轻松化解。
区别于西医，中医按摩推拿的治疗，一般以5次左右为一个疗程。这就意味着，病患之间有更多的相见机会。还有些习惯以此养生的“老客户”，会每月定时来报道。
关系由此延伸。雨竹的按摩医生邀请他加入了自己的患者群，一共386人，大多时候是关于预约时间的调整交流。比如周日晚上9点43分，医生在群内提醒，周一晚上18:15候诊还有一个号，大家可以预约。很快，有人抢走了。
患者之间也会交换号源。一位挂了该医生9点30分号的女士在群内询问，是否可以与9点前的患者换号。很快也有人响应了她的需求——对于号源紧张的按摩医院，这份提醒格外及时。
当然，医生有时也会拒绝患者的需求，比如一些没必要的花费。
下午5点的挂号大厅，一位穿着黑色运动服的女士显得有些茫然。她第一次来北京的公立医院，在面对填写医保卡号的需求时，只会打开支付宝查看信息，却只找到了用于付款的二维码。嫌麻烦，她正准备自费，被一旁提供就医咨询服务的姚医生拦住了。
“不行，必须刷医保。”姚医生挥挥手做了决定，随后就帮助她在机器上找到了医保卡号码。“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他神色中有些得意。
一切都很自然，更多互动随之发生。
一个保安拿着新鞋走过来，把姚医生拉到长凳上，请他帮忙退货——几天前，姚医生在快手买了双十几块的鞋子，很快成为同事间的代购。这次保安买的鞋子尺码不合适，需要换双小号，这是个新难题，没有换货经验的他们，第一反应是商量：是不是应该把鞋子还给送货的快递员？
正准备离开的黑衣女士出手了，她详细说了操作步骤，看到众人一脸茫然，索性停下来，坐到姚医生身旁。一步步教他们打开快手，找到订单，提交退货申请，联系快递，直到快递订单下达——或许是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长期习惯，她没有接过姚老师试图递过来的手机。
“我看你挺机灵，身边有男孩子吗，能帮我女儿介绍介绍对象不？”一切搞定时，50多岁的姚医生拦下了对方，后者抿着笑摇摇头，表示自己都还是单身，轻快离开。
北京是一座充满流量的城市，这里有全国最多的互联网公司。厚重的历史和政治色彩，在互联网效应的加持下，让许多北京符号成为了网红。过去，热度在故宫、长城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的升旗仪式，主打的是大国崛起的叙事，最近几年，雍和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游客不远千里赶来，只求给未来一份希望。
某种程度上，北京按摩医院击中了同样的情绪。经历过疫情的人们，越发意识到健康对于未来的重要。一位年入百万的女士谈起来这里的初衷：50岁后，不求脸上没有皱纹，但求腰还能挺直。这位女士住在朝阳公园附近，2023年后，每周会花1天的时间来检查下身体，走在街头的爱好是欣赏阿姨们跳广场舞。
但网红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去年在社交媒体上被热烈讨论的按摩医院，如今已经回归平静。流量来了又走了——相比它在这条胡同里见证过的时光，这些变化也实在算不上什么。
在按摩医院接受治疗，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雨竹第一次是开车来，医院没有停车位，只能停在地铁口的停车场，每小时12元，离场时，她交了50多。如果加上往返2个小时的时间成本，每周来两到三次按摩医院，实在是一笔奢侈的消费。
她勤快地跑了5次，当头昏目眩的症状有所缓解，不再影响她的正常行走时，第5次，她比医生叮嘱的时间晚了4天。被治愈的快乐只持续了几天，在经过一次忙到凌晨3点的熬夜，加上连续2天的高强度伏案工作后，一天早上起床时，熟悉的眩晕感又回来了。
“再忍忍，一定要等朝阳院区开张”，雨竹选择在脖子上贴了块膏药，这次眩晕疼痛的程度，显然还不足以让她战胜路途遥远的苦。她早早打听好，按摩医院的朝阳院区在4月中旬就要开张——正好在她上班路上，她几乎每天经过时都要张望一发。好心的针灸医生也答应，接到搬家的具体信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坚持频繁出现在按摩医院的人，多少得有些寄托。
在二楼的按摩室，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向医生咨询腰疼会遗传吗，原因是自己的母亲也经常腰疼。“放心吧，你们这都是腰肌劳损，不会遗传的。”已经结束了治疗的医生，站在按摩床旁，小心地安慰着这位母亲，并嘱咐着她平时该如何发力。年轻母亲紧张的神色，渐渐放松了下来。
3月20日的下午6点后，挂号厅里的年轻面庞明显多了起来。
一位保养得体的中年女士刚坐在长凳上，便掏出了笔记本，几米外的地方是一个中年男士，举着手机不断和客户解释，今年公司预算收紧，项目报到总部一定会被卡，需要再等等时间。再打开手机，雨竹的信息也来了：她正在病床上开会，让我再等等。
夜色降临后，我陪雨竹去进行当天的最后一个治疗项目：按摩。她娴熟地爬上床躺下，医生的嘱咐随后而至：“你脖子的肌肉还是无力，不适合推拿。我先给你正骨，接下来你跟我做训练吧。这段时间也不能做瑜伽，会让肌肉更放松。普拉提还行，就做普拉提吧。”
我和雨竹面面相觑——她是瑜伽爱好者。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都试图通过各种运动缓解工作带来的身体不适，没想到适得其反。为专业度而震惊的我，转身就奔向了挂号处，并在1小时后躺在了按摩床上。
在来的前一天，我刚刚花了419元在华夏良子——一家全国连锁按摩店做了90分钟的按摩。全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明确表示不办卡后，销售依然坐在我的床边不断推销，理由是我工作压力大，身体僵硬，但显然，她的业绩压力应该比我大。
在北京按摩医院里，显然不存在类似的烦恼。我在医生的指导下，为自己变形的颈椎，购买了5次60分钟的治疗，一共花费619元——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北京医保卡。作为医院常客的雨竹，早就冲过了1800元的北京医保报销起点，当天花费是我的3折。在购买过程中，医生反复确认我是否有精力来，才开了条子。
当躺在病床上的我试图像往常那样，为医生们的松弛和体贴提炼些许共性，以便在这篇文章中彰显深度时，按摩医生一句话将我推进了现实：“我们也怕被举报态度不好，都是普通人，体制内外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位盲人医生，说话时手里的活儿也没停下来。我顿时为自己没用的胡思乱想感到羞愧，做过按摩后，和医生匆匆道别，生怕给人家的现实生活乱上价值。
等我走出门，雨竹已经做完了治疗，在门口的长凳上等我。她兴奋地告诉我，针灸医生主动加了把脉服务，“医生全程都在叹气，我的心肝脾肺都不好”，这位集坚强与脆弱于一身的女士补充道，“但最后她还是拍拍我的肩膀，特别温柔地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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