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府出土。耶稣教信徒李之藻（1565-1630）在接触到景教碑资料后，根据《唐书》中“拂菻国一名大秦”的记载，提出景教即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所传的耶稣教，大秦即指耶稣降生的犹太国。[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对景教以及大秦展开了大量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强烈认识：汉语文献的大秦即先后定都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比如，夏德（F. Hirth，1845-1927）的叙利亚说、亚伦（Ｈ. J. Allen）的亚美尼亚说、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1833-1905）和岑仲勉（1886-1961）的罗马帝国本土说、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和白鸟库吉（1865-1942）的埃及说以及最近D.Leslide和J.Gardiner等学者提出的罗马帝国全境说等，都是这一观点的不同版本。[2]
1997年，邢义田教授发表文章指出，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还不能证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存在直接联系。[3]随后不久，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大秦研究的新观点，比如杨共乐教授的巴克特利亚说[4]和朱学渊先生的波斯说[5]等。虽然这些新观点不再拘泥于大秦即罗马帝国的旧说，但由于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并未对“拂菻亦曰大秦”的唐代文献记录予以切实有力地回应，故其说影响仍然十分有限。那么，“拂菻即大秦”的观点可靠吗？
天宝十年（751年），大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爆发了一场著名战争，即怛罗斯之战。战争的结果是，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唐王朝自此由盛转衰。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1160-1234）《历史大全》的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约有两万人被俘，[6]其中就包括唐代政治家杜佑的族侄——杜环。
怛逻斯之战
宝应初年（762年），在外漂泊了十余年的杜环搭乘一艘到广州的商船回到中国，并将其经历著述成书，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经行记》。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完成200卷巨著《通典》，里面便收录了《经行记》的大量内容。其中，《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引《经行记》说：
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张芝联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
这里的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拜占廷（Byzantium）是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旧称，地即今伊斯坦布尔。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此兴建新都，并将之命名为“新罗马”（Nova Roma）。一般认为，拂菻即“罗马（Rome）”的对音。[8]《经行记》是最早把大秦与拂菻联系起来的文献，此后出现的《旧唐书》、《唐会要》、《新唐书》都吸纳了这一观点。然而，比较《经行记》里的拂菻国和《魏略》、《后汉书》等文献里的大秦国，二者实判然有别。兹节录《后汉书》之大秦条如下：
2005年，王颋教授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出版。书中收录的《脂那长人》指出，以大秦即罗马帝国的观点来看，《后汉书》等文献的部分说法“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不著边际”。王颋教授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0]
第一，从居民体质特征来看，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似中国而胡服”。“中国人”为蒙古人种，“罗马人”为欧罗巴人种，二者差别甚大，谈不上“类”、“似”。
第二，从产业方面来看，大秦“人俗力田，多种树、蚕桑”。可是，直到六世纪中叶以前，“罗马人”尚不知道如何养蚕得丝。
第三，从地理位置来看，大秦“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而“弱水”、“流沙”和“西王母”等，都是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昆仑山”地区的“地名”、“国名”。
无疑，王颋教授的论述颇为有力。然而，由于受“大秦即拂菻”观念的影响，王颋教授并未否定大秦即罗马帝国的旧说。对于传世文献中那些与罗马帝国情状不合的大秦史料，许多学者曾尝试进行解释。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说，汉魏史料中的大秦传含有二部分，“一系汉人实地见闻的事实，一系编者倚案头幻想而出的空中楼阁之谈” 。[11]余太山研究员则说，汉晋时代的大秦史事虚实皆有，“大概由于传闻，不免失真，本土和属土的情况也不易分清。又因为当时人相信西方为神仙所居，而有所美化，以致无法一一指实”。[12]林英教授也认为，汉晋南北朝史传中的大秦知识并非国人亲眼所见，而是通过安息、贵霜、南印度等中介居民辗转得来的传闻。由这些传闻形成的中国史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13]
所谓传闻，是指非亲见亲闻所得的转述。从汉语文献来看，汉晋时期虽未有中国内地人士亲至大秦的记录，却多有大秦人来到中国内地的记录，故传闻之说值得商榷。下面，我们就把汉晋文献记载的有关中国内地与大秦国的交流记录稍作一下梳理。
综上可见，汉晋人士的大秦知识来源至少有两类：一是来到中国内地的大秦人亲述，二是中国内地人士外访时所得传闻。这两类不同的来源途径，决定了诸如大秦人体质特征、产业类型和大致地理方位等这些易于描述的信息应具有较高可信度，而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当时的人们还比较缺乏大空间的地理知识，故从中国西域或南海地区前往大秦的路线则更难指实。《后汉书》特别强调，大秦人所表贡之物“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显然这正是大秦使者亲至汉朝王庭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汉晋时期流传下来的那些与罗马帝国情状不合的史料不能轻易地视作不经之谈，反倒是目前学者们在研究中最重视的那部分有关于从西域到大秦的路线的材料需要我们更谨慎地对待。
考察既往的大秦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对黎轩、拂菻、条支等概念的地理考证和对音检核为基础，以从西域到大秦的路线研究为核心。在本节，我们就先来处理大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黎轩
《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犂靬。”（《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犂靬，《续汉书》作“犂鞮鞬”（《文选》卷三《东京赋》李善注引），《释氏西域记》作“梨靬”（《水经注》卷一），《后汉纪》和《北史》作“黎轩”，《后汉书》和《晋书》作“犂鞬”。此外，还有大批学者把《史记·大宛列传》的“黎轩”、《汉书·张骞传》的“犛靬”和《西域传》的“犁靬”也视为大秦的古称或别称（以下通作“黎轩”），并因此把汉语文献对大秦的记载溯及司马迁时代。那么，这种观点可靠吗？
从对音来说，以上名称均属同音异译，这没有疑问。然而，就地理位置而言，《史记·大宛列传》的黎轩在安息之北，《汉书·西域传》的犁靬在乌弋山离之西，二者位置明显不同。这种情况表明，要么《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必有一误，要么黎轩的内涵曾发生过变迁，要么便是古代西域存在多个黎轩。以上三种情况，哪一种会更合乎事实呢？
从大秦研究的现状看，提出古代西域存在多个黎轩的学者还比较鲜见，而从文献演变的角度来解释《史记》和《汉书》的学者则较多。比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是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所得的见闻，而《汉书·西域传》则系综合《史记》与其后所得材料而成，故其立论乃采《史记》之说；[21]余太山研究员则认为，《史记》所载只是张骞的传闻，而东汉时期的中原和西域联系日益密切，班固有可能依据较精确的资料，故其立论乃采《汉书》之文。[12]
其实，《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未必矛盾。关于黎轩的对音，学术界先后有夏德的Rekem或Rekam说[22]、布洛赛（Brosset）和蒲立本（E.G. Pulleyblank）等的Wrkāna说[23]、白鸟库吉[24]和伯希和[25]的Alexandria说、藤田丰八的Rhagā说[26]、孙道升[27]和杨宪益[28]的希腊说、张星烺的Rome说[29]、岑仲勉的daksina[30]等数种观点。目前，学界取Alexandria说者较多，笔者亦从此说。
确定了对音，再来看黎轩的地理。据西方古典文献，公元前四世纪末，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东征，在西亚、中亚、印度河流域建立了许多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市。斯特拉波（Strabo）、阿里安（Arrian）、普林尼（G. Pliny）、托勒密（Ptolemy）等均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这些城市。按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说法，这样的城市有七十多座。目前，通过考古发掘与文献互证的“亚历山大”城至少已有埃及、木鹿、苦盏、赫拉特、贝格拉姆、坎大哈等地的数座。[31]
亚历山大时代的部分亚历山大城（图源：《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集》）
由此可见，以黎轩为Alexandria对音而论，汉代西域确实存在着多个以“黎轩”为名的地区，这也意味着《史记》和《汉书》里的“黎轩”是否与“大秦”有关是一个需要被重视审视的问题。
（二）条支
条支，《史记》作“条枝”（下文作“条支”）。条支和黎轩类似，其地理也都是大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对音而言，学界曾出现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的desht说[32]、藤田丰八（1869-1929）的Taôkê说[33]、白鸟库吉的Ğezire说[34]、小川琢治（1870-1941）[35]和孙毓棠[36]的Antiochia说等多种观点。诸说之中，以Antiochia说较长。
马其顿东侵及其后的西亚和北非（《世界历史地图集1》）
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逝世于巴比伦，马其顿帝国随即瓦解，形成了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哥那等一批希腊化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控制了包括西亚、中亚、印度河流域的大片领土。根据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罗马史》的记载，塞琉古一世（SeleucusⅠ，前323-280年）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曾在其境内建立十六座安条克城（Antiochia）[37]。这种情况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史记》的条支和《魏略》、《后汉书》的条支就是同一个地方。
张骞出使西域时，塞琉古王朝已经极其弱小。《大宛列传》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余太山研究员认为，这里的条支即定都于安条克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亚）的塞琉古王国[12]，可信。与《史记》的条支史料来源于张骞不同，《魏略》、《后汉纪》、《后汉书》等文献中的条支史料显然源自甘英。甘英到达条支时，塞琉古亡国已一百多年。《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载，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为“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16]《后汉书·西域传》在使用这一材料时，插叙了对乌弋山离、条支、安息等国的介绍。悬度，即今兴都库什山地区。乌弋山离，即今伊朗东南的锡斯坦-俾路支地区。由乌弋山离西行，直抵条支。孙毓棠教授指出，甘英所行的这条路线正是当年亚历山大自东方撤军西归的路程。[36]
条支，是渡海前往大秦的关键地点。根据对《后汉书·西域传》的分析，孙毓棠教授指出，这里的条支是波斯湾的喀拉塞城（Charax），可信。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前175-前164年在位）曾重建此城，并更名为Antiochia。[36]《魏略·西戎传》未记甘英西行之事，但言：“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岑仲勉教授指出，安谷也是Antiochia的缩译。[38]
质言之，《史记》的条支是一个国家，即塞琉古王国；而《后汉书》的条支则是一个城市，指波斯湾的喀拉塞城。这两个条支虽然同名，但其史料来源不同，内涵也不相同。
二世纪世界四大帝国（张芝联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
（三）西海
众所周知，大秦亦称海西国，而条支又濒临西海，故论者往往以此认为大秦便在条支之西。事实上，两汉时代的西海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可以用来泛指中国以西的许多大海、大湖。[39]《后汉书·西域传》说，甘英“临西海以望大秦”。如果把这个西海理解为在波斯之西，则大秦自然不能在波斯之东。但是，《后汉书·西域传》也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这表明条支所濒临的波斯湾及环绕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洋都只是《后汉书》中的西海的一部分。
在《魏略》、《后汉纪》、《后汉书》等汉语文献中，大秦累被称为“近日入所”，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给人造成一种大秦在极西之地的印象。但是，文献在把大秦作为“极西之地”进行描述时所采用的往往是诸如“弱水”、“西王母”、“日所入处”等无法考证的概念以及“或云”、“不经”等表示传闻的话语，这表明大秦的所谓“极西之地”特征其实只是建立在想象上面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魏略》在开始叙述“大秦”前有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表明，早期文献材料有大秦在条支之东的说法。事实上，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谈到“大秦”时，仍然说“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东接长风弱水”，[41]而不认为弱水在大秦以西。
同时，据安谷城船人所述，从条支南乘海，顺风三月（《后汉纪》、《后汉书》作“三月”，《魏略》作“二月”）可到大秦。这里的“南乘海”，自当理解为从安谷城（Antiochia）南出波斯湾。《后汉纪》说“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西海至大秦”，这里的绕海北，自然是绕西海之北，但是究竟是绕西海北岸向东行还是向西行，文中并未提及。尽管，按照惯常的思维理解，甘英自东方而来，指路者自当指出一条向西行的路。但是，这种看法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安谷城的指路者正确理解了甘英的意图，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但从文献来看，这一前提是否成立颇有疑问。原因在于，如果指路者理解甘英的意图是要去罗马帝国，那么他指出的便捷路线应沿着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向西北方向行进，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领有地中海东岸，并且人们已经熟知这条路线。[42]如果指向的是海路，那就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指路人误把甘英要去的地方理解为了是丝绸来的方向，于是给他指出了一条相反的路。有这种可能吗？
甘英抵条支时的罗马帝国正处极盛时期（张芝联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首先，如《后汉纪》、《后汉书》所言，自波斯湾安谷城渡海到大秦，逢顺风则三月，遇迟风则三年；而《吴时外国传》说从恒河三角洲的迦那调州顺风一月即可进入大秦国（详后文）。两相比较，可证大秦方位只能在波斯湾之东、恒河口之西。其次，《魏略》说“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众所周知，益州、永昌均不临海，故这里的水道只能是指江河。据此而言，大秦也不能远为罗马帝国。
当然，这一判断要成立，首先需确定《后汉书》的大秦与《吴时外国传》的大秦是不是同一个对象。许云樵先生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大秦是罗马别称，而“康泰书中之大秦，自迦那调（缅甸西岸）一月可到之大秦，决不可能为罗马。疑即《后汉书》卷八六（即《南蛮西南夷列传》。原文误作‘一一六’，‘一一’是‘八’的写误。）之大秦，印度南部Daksina Patha之对音，亦即《法显传》内之哒嚫。”[43]
许云樵先生的这个见解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他认为《后汉书》和《吴时外国传》的大秦是同一个国家。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从地理角度看，《吴时外国传》中的大秦在印度附近（详后文），而《后汉书》的大秦与地处上缅甸的掸国关系密切。从风物角度看，《吴时外国传》中的大秦国城郭“皆以水精为础，及五色水精为壁”，而《后汉书》的大秦“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吴时外国传》的大秦出金镂织成，有珊瑚[44]，而这些物产同样见于《后汉书》的大秦。显然，二书所记载的大秦确系同一对象。
至于景教碑中的大秦，许云樵先生认为指罗马帝国，不以为与《吴时外国传》、《后汉书》中的大秦是同一对象。其实，大秦景教碑记载得非常明确，该大秦的定名依据就是“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关于这个大秦的地理位置，我们另文再论。
（一）青藏高原的大秦国
三国时期，吴人朱应、康泰曾出使南海诸国，返国时皆各撰有行纪。康泰书未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传世文献征引时有《吴时外国传》、《吴时外国志》、《外国传》、《扶南传》、《扶南土俗传》等各种异名。[45]根据康泰的记载，从日南经海道前往大秦国，最重要的参照位置是位于古代恒河口的迦那调洲。《水经注》卷一记载：
文中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中的这段话，《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作：
《史记·大宛列传》索隐引《括地志》说：“阿耨达山亦建末达山，亦名昆仑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Gaṅgā）河，即经称恒河者也。”[48]恒河别称Bhāgīrathī，拔扈黎即其对音，《扶南传》枝扈黎的“枝”即“拔”字误写。《水经注》“波丽”为Bhāgīrathī略译，《神丹经》卷下则作“扈犂”。《法显传》的多摩梨靬，《大唐西域记》作“耽摩栗底”，二者都是梵文Tāmraliptī的对音，其地望据考订在今印度恒河三角洲西孟加拉邦的塔姆鲁克（Tamluk），[49]距离今加尔各答市约50公里。
《扶南传》的迦那调，《神丹经》作“古奴斯”，《洛阳伽蓝记》作“古奴调”，《大唐西域记》作“羯罗拿苏伐剌那”，其中的洲、调均为梵文Dvipa译音，余则为梵文Karṇasuvarṇa对译，该地在多摩梨靬国东北，一般认为其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穆尔昔达巴德（Murshidabad）县的罗杰巴底登迦（Rajbadidanga）。[50]
郦道元在叙述恒河口时插入《释氏西域记》“大秦一名梨靬”这句话，表明恒河口是通往大秦的关键位置。康泰的记载则进一步表明，从恒河口三角洲沿恒河度江西行，终点就是大秦国的位置。恒河发源于冈底斯山南缘，古代印度许多宗教把冈底斯山视为世界中心，称之为阿耨达山。[51]及佛教文献传入中国后，大量的中国学者开始把阿耨达山与传说中的昆仑山视为同一座大山。恒河全长2500多公里，以公元二世纪时期印度洋航行的每日平均速率约五十海里计算，[52]2500公里水道需27日，逆水行舟一月基本符合事实。 史料主要源自康泰《外国传》的《神丹经》[53]记载：
这里称江口距大秦国有万余里，比照“时风一月”之说，可知此为夸饰之辞。《神丹经》卷下又说：
此言大秦、月支并与昆仑相接，也表明大秦应在青藏高原周边。
（二）中亚的大秦国
汉译佛教文献《那先比丘经》（以下称《那经》）的大秦，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并进行了讨论。《那经》有三种汉译本，分别为单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其中，单卷本已佚，另外的二卷本和三卷本均收录于《大正藏》。[55]三卷本之卷上说：
同书卷下又说：
经中之王，译称“弥兰”，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米南德（Milindra）。米南德自称为大秦人，《南传弥兰王问经》作“臾那人”。[56]臾那，为巴利语Yona音译，梵文作Yavana，是印度对希腊人的称呼。由此可见，《那经》的大秦即中亚史上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杨共乐教授已先于本文论此，兹不赘。[4]
经中之阿荔散，即Alexandria的巴利文形式Alasanda的音译。显然，此与《魏略》、《后汉书》等汉语文献所谓“大秦一号黎轩”的记载一致。《那经》是伯希和提出黎轩即Alexandria说的主要文献依据，但因受汉译本中“八万里”的影响，伯希和认为这个黎轩在埃及。[57]杨共乐教授批评了伯希和的观点，并指出阿荔散在中亚和南亚北部，惜未指明具体地点。[4]
2016年，杨巨平教授在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O. Bopearachchi）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那经》的阿荔散即“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地即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但是，受伯希和观点影响，杨巨平教授认为《那经》汉译者把巴克特里亚王国译作“大秦”是受《魏略》等汉语文献的影响。[31] 余太山研究员也认为，“经文中的‘大秦’仅仅是一种文化形态的符号，与罗马帝国或其他属地完全无关。”[58]
贝格拉姆遗址出土狮鹰支架（图源：中国美术报网）
从佛教文献看，把《那经》的译例看成是受《魏略》等汉语文献影响的说法难以证实。这可以从《那经》的译出时代说起。长期以来，《那经》被视为是东晋时期译出的作品。按这个观点看，可以发现比《那经》更早把巴克特里亚译为“大秦”的佛教文献还有《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经》（《大正》49.11B）和《普曜经》（《大正》3.186B）。[58] 此二经译出时代均为西晋，且均不涉及“黎轩”问题，这足以证明《那经》的译例并非受《魏略》、《后汉书》等文献的影响。
1981年，方广锠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文章指出，按《历代三宝记》记载，《那经》实属译出时代不明而附于东晋者。方先生认为，从《那经》的译文形式、词汇时代特征、通篇文风等几方面看，该经均具有汉代的翻译特征，而武周时期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确将《那经》定为汉代译出的作品。[59]
按照这个观点看，不但说明《那经》的“大秦”译法未受《魏略》等汉语文献影响，反倒是《魏略》、《续汉书》、《释氏西域志》、《后汉纪》、《后汉书》等汉语文献所谓“大秦一号黎轩”的说法可能源自佛教文献或者是西域的佛经译者。只不过，《那经》在最初翻译时作“阿荔散”，而同为佛教文献的《释氏西域记》则作“梨靬”。“梨靬”和“阿荔散”显然具有继承关系。同时，我们知道最早记载“大秦一号黎轩”说法的汉语文献是《魏略》，但吴焯研究员指出，《魏略》在语言形式上亦有受佛经影响，[60]因此，我们确实不能排除“大秦一号黎轩”的说法本出佛教文献或佛典译经者。 （三）南诏永昌西北的大秦国
唐樊绰《蛮书》（成书于863年）卷十记载：
谭其骧教授《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此“大秦婆罗门”标识于南诏西北，即今印度阿萨姆邦东北地区。[62]《南诏德化碑》（南诏阁罗凤766年立）亦记有此大秦，《金石萃编》载有其铭文：
南诏西北的大秦婆罗门国（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５》）
“渤海”，周祜校本作“北海”[64]，《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九引《滇纪》作“勃海”。[65]从位置来看，此之渤海应即宋人所称的鹏茄罗 (Bengala)海，即今孟加拉湾。此大秦也见于张柬之（585-638）《请罢姚州戌表》：
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的南诏德化碑园
南诏之南，汉代为掸国之地。以此论之，唐史累见的这个大秦国，也就是《后汉书》中与掸国有密切关系的大秦国。《后汉书》卷五十一《陈禅传》记载：
据同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知掸国所献幻人即大秦人。冯承钧认为，这里的大秦指南天竺。他说：
冯氏此说实承伯希和之论。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谈到大秦婆罗门的名称时说：“此国之名设非臆造，只能以本地土名附会，未善解之。”夹注：“大秦指地中海东部。又因音类之关系，佛教徒有时以大秦为昔之Dakṣiṇāpatha今之Decan之对音。此处得亦有相类之误解也。”[69]
今按：梵文Dakṣiṇā，意为南方，也可训为布施或右。[70]Patha，意为道路。合而言之，Dakṣiṇāpatha本义即南方之地，印度文献用来指南天竺。竺法护译《普曜经》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书为“大秦书”，而译南天竺的Dākṣiṇya-lipi则作“施与书”（《大正》3.498B），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作“度其差那婆多书”（《大正》3.703C），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作“多瑳那书”（《大正》3.559B），可证Dakṣiṇā并无作“大秦”之译例。作为国名的Dakṣiṇāpatha，饶宗颐教授曾列出达嚫、哒嚫、大榇、檀嚫等种种汉译名称，也未有见作“大秦”者。[71]道宣《释迦方志·中边篇》云：“葱岭以东水注东海，达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大正》51.949B）此处“达嚫”与“大秦”，一南一并，毫不混同，足证伯希和之说并不可信。
《后汉书》卷五十一这条关于大秦幻人的材料极为重要。掸国为永昌徼外西南夷，从永昌郡进入汉境实为捷径。但是，掸国在永宁元年的这次入境却是经“越流沙、逾县度”的西域道而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甘英访求大秦的永元九年（97年），掸国也曾遣使奉献，并得到汉和帝的赏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种情况表明，甘英访求大秦之事，掸国很可能有所耳闻。因此，时隔二十余后的掸国采用西域路线进入汉境，并献上大秦幻人，很可能是在验证他们自己所知的这个大秦国是否就是汉朝人寻找的大秦国。如果这种推测不误，那么大秦王在延熹九年（166年）遣使与汉帝国进行接触的背后很可能有掸国在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
通过对大秦地理的考察，可以看出汉语文献中的“大秦”既见于印度东部附近，也见于印度西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同时还见于印度北部的青藏高原。有趣的是，这一地理分布与笔者在《印度文献中的“最早中国”之谜》中谈到的Cīna地理分布几乎重合。季羡林教授在校注《大唐西域记》时指出，Mahācīna意译应是“大秦国”。[72]张星烺教授在《“支那”名号考》中也说：“梵语摩诃至那之完全汉译，即大秦国也。”[73]《蛮书》中记载的大秦婆罗门国，饶宗颐教授亦以梵文Mahācīna对之。[74]从对音来看，把大秦和Mahācīna联系起来无疑是合理的。
但是，这一联系面临的挑战也很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汉译佛典中的“大秦”往往指巴克特里亚，Cīna虽有译为“秦”字之例，但佛典中的Mahācīna并未有译为“大秦”的现象。这种情况意味着，大秦与Mahācīna二个概念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历史关系。其次，这个大秦与景教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大秦与拂菻的联系，是否只是杜环的偶然误判？“大秦”一词，从东汉到唐宋时期，其内涵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演化？造成演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无疑，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关于这些内容，笔者将另文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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