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融聚成型期（1601—1728）：遒干新枝蔚成林
第四章 南明时期（二）：他山湄水歌啸群
余庆与湄潭相邻百里之区，山水秀丽，永历年间，为全其志节而隐居此域的，除钱邦芑外，还有其侄钱点与其他一些贤能之士；有外来落籍的，也有辞归故里的。或在余庆蒲村之他山、柳湖，或在湄潭之水源洞、西来庵，躬耕、教授之余，“深霄歌啸，诗酒欢娱”（钱邦芑《他山赋》），“慷慨悲歌”，“啸傲天地”（钱邦芑《水源洞记》）。其中一些人有诗文留传于世，如落籍的钱点、郑逢元、郑之珖、范鑛、程源、胡钦华，返乡的曹椿、曹柱、吴开元、吴之甲、黄一桂、冯世爵等，均拟于本章一一介绍。另，务川落籍之吕大器及乡居不出的李英才，也纳入本章范围。
第一节 钱点：“悠悠那复知朝市”
钱点，字鉴涛，任过监察御史之类的官职。永历年间，与叔父钱邦芑一同隐居蒲村。其籍贯，各说不一，但皆不出江南范围，《黔诗纪略》认为“点与乃叔盖皆本贯嘉善，侨籍丹徒”。他游踪甚广，到过江淮、吴越、荆湘、中州、秦中、滇黔等不少地方。1664年（康熙三年），送别钱邦芑，钱邦芑离黔去衡山，他则留居蒲村。1673年（康熙十二年），曾前往邵阳，与其叔相见，并为之送终、安葬。
著有《勖庵集》，已佚。《黔诗纪略》载其诗作41首，《黔诗纪略补》又补载16首及《哭开少叔》一诗之序，康熙《余庆县志》还另载4首。其行其作，均反映出到蒲村落户之后，即成了一位较为彻底的隐者，过着“为农为圃为渔樵”，“悠悠那复知朝市”的闲适生活。这“彻底”的程度，在当时这一群隐者中，还是较为少见的。
吟咏隐逸生活，是其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蒲村的山水、风俗及隐逸的生活情状和思想感情，在《客欲移居蒲村，问此中山水风俗，长歌答之》里，反映较为集中。该“长歌”长达94行658字。概写蒲村所处位置、清幽山林、淳朴民风之后，详细描写了居住环境：
”……屋后供栽桑与麻，门前尽种桃与李。万竿修竹绿成阴，千树梅花香雪比。草堂前面是他山，怪石离奇向空起，良木参差列幛云，好山围绕如屏几。槐黄柳绿杂枫青，几度秋霜交罗绮。旧迹犹存拜石亭，石尽题名名尽美。一湖荡漾广且深，湖面千株皆柳杞。绿暗春浓深蔽日，黄鹂百啭清入耳。一叶飘然恰受航，朱家书画差相似。下有清泉七十二，游鱼淰淰多鲂鲤。架木湖中曰啸台，寝兴坐卧平如砥。临流永日不知倦，宛转桥边堪丈履。兴亩人呼是懒园，细草纤纤荒不理。息斋中对富春台，阴晴寒暑俱堪喜。‘’
竹木环绕的草堂，奇石如林的他山，枝叶掩映的拜石亭，绿暗春浓的柳湖，鱼群环游的小舟，宛转凌水的啸台，细草纤纤的懒园，一派江南景象。“清凉那有红尘来，明月清风是知己”，如此世外桃源，足以让人怡情养性，闲适自得了。室内，又别是一番温馨：“纸窗木榻竹为帘，左右牙签列图史。稚子粗能辨章句，山妻且喜供甘旨。”家外，还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
”客来看竹到贫家，款留信宿援而止。南林好友北庄宾，盘餐笋蕨佐鸡豕。高歌饮酒弹素琴，悠悠那复知朝市。为农为圃为渔樵，二三僮仆随驱使。门户由来夜不扃，守望相呼如臂指。”
他亦与客居附近的隐士们交往：“时时越陌度阡来，互为主客情堪奇。偶在天涯结比邻，俨然虞虢为唇齿。”改朝换代的刀光剑影，兵荒马乱的凄惨残酷，在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踪迹，生活是如此的安定、和谐，早已倦于宦海沉浮的诗人融于当地，终志于此，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不觉流光年复年，见人婚娶还生子，何论他乡与故乡，人情相识同桑梓。”他甚而情不自禁地向仍在奔波劳碌的“同宦”发出由衷的慨叹：“可怜同宦走风尘，把臂入林何日是。相期愿学商山老，长林丰草朝朝俟。”
这一题材的作品，还有《拟陶征君田居》、《雨》、《晴》、《春日懒园独酌》、《题韩山人村居》、《归田园》、《新居二首》等。
终老蒲村，是因为时局动荡，难归故里。蒲村景色虽酷似江南，仍免却不了对故乡与亲朋故旧的思念，这种思念，在居留蒲村之前或之后的旅途中，显得更为强烈。怀乡思亲，怀旧念友，也就成为钱点诗歌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七绝《草堂夜坐》吟道：“两岸重山啼野猿，霜枫落叶满秋原。梦魂不畏关河远，夜夜三更到故园。”“霜枫落叶”的秋天，的确容易惹动思乡之情，《伏怀》中亦有“微雨泪修竹，清风吹短襟。乡愁频起坐，浩叹成孤吟”之句。乡愁，又哪里只在秋天：“貂裘已敝黄金尽，短剑孤蓬天一涯。不谓残年犹作客，未知明岁可还家。久离乡土音微改，远历星霜鬓渐华。冬去春来风景异，梅开独似故园花。”（《岁暮》）
行旅之中，触景思亲，总是惆怅相随，如《拟行行重行行》：“悠悠涉长道，戚戚去故乡。思君不可见，伫立遥相望。俯视东海流，仰看明月光。顾彼飞鸿影，嗷嗷将安翔。怀中有尺素，道远不可附。客行多所娱，不若贫常聚。落叶依根株，狐鸢恋巢墓。浩荡远游子，能无念所故。当无理瑶琴，柱促不成音。本末何能感，哀伤易触心。空堂中夜坐，涕泣泪弥襟。”此情绪还见于其他诗作：“相见应怜人各瘦，墓田何日得同耕。”（《怀序先序元二弟》），“纵得相逢不相识，年来鬓发几番更”（《怀兄子阿慈》），“可怜倦鸟知还日，旧业蓬蒿今若何。”（《舟次怀昭音舍弟》）。
不仅思念故乡亲人，亦思念离蒲村而去的开少叔：“山头谁种树参天，种树人今去几年。树老逢春枝尽发，可怜人去不知还。”（《他山感旧》）“案上遗书在，尘封不忍开。”（《哭开少叔》）前者写于去邵阳探访之前，后者写于扶柩归葬之后，两诗俱短，叔侄深情浸于字里行间。《庚申夏午寄杨桐柏邹淑圣并悼杨尚子张王美长歌一首》还抒发了眷念因战乱而天各一方的旧友的悲怆之情。
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作，已见的有《田家行》、《猛虎行》与《田家留客》，数量不多，但却极有价值。先看《田家行》：
"夫耕前，妇锄后，兄犁弟薅六七亩。颗未实，犹在田，索租主吏来门前。八月刈获谷登屋，先向县官送新谷。青楼年少日笙歌，不动锄犁却食肉。官仓输足儿啼饥，问妻且典嫁时衣。生儿为业各努力，我作农夫不得食！"
劳动者一无所获，官吏、阔少坐享其成，社会何等不公！“我作农夫不得食”，借助农民这愤怒的呐喊，表达出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与对社会不公的抗议。
再看《猛虎行》：“南山猛虎出林壑，白日咆哮踞城郭。道满荆榛行旅稀，居民不敢樵藜藿。山中百兽尽吞声，风行木落时惊鸣。猎人挟弓看虎迹，射死翻虑山清平。赛神设会共驱逐，山网重重布林麓。负嵎当道莫敢撄，可怜麋鹿疱中肉。射归狐兔挂弓梢，猛虎何曾伤前镞。”对负嵎当道的猛虎不敢碰，也不愿碰，不仅贻虎为患，更是贻虎谋私，百姓不仅受着“猛虎”的威胁，也受着“猎人”的欺诈。
《田家留客》中，儿子久无音信，“白头亲望归”的急切心情与向过客恳切求助的情景，亦令人同情与深思。
《拟甄后塘上行》、《去归叹》、《婕妤怨》、《昭君怨》、《闺怨》、《闺情》等妇女题材的作品，从标题到内容，都未超出传统宫怨、闺怨与弃妇诗的范畴，但却表现出了诗人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关注，折射出诗人心中之不平。
综观钱点的诗作，格调平和，诗风朴实，时有点睛之警策。
格调平和，与两种思想密切相关。一是虽乡思不断却安于异地隐逸：“何论他乡与故乡，人情相识同桑梓”。（《客欲移居蒲村，问此中山水风俗，长歌答之》）历尽沧桑之后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棲息处所，饱经忧患之际寻求到了一种可行的解脱方法，心安自然出语平和。二是对“鸟尽弓藏走狗死”（出处同前）这规律的清醒认识，既不愿再为挣扎着的南明效力，也不愿效力于方兴的清朝，无求无愤，谁胜谁负皆与己无干，动荡的政局激不起心中的波澜。对于民间之疾苦，妇女之不幸，心中也有不平，但却无奈，也只是慨叹而已。总体而言，与其他隐者，特别是与其叔父钱邦芑相较，钱点的诗作少了几分慷慨之气，多了几分沉静之思。
诗风朴实，主要表现为少用典，不用生僻之典；多描写，少铺陈，无堆砌。这已可从前引诗作中得见。特别是乐府体的运用，易读易懂，生活气息也较浓。前引的《田家行》、《猛虎行》等即如此。又如《瓶中花》：“一枝艳艳瓶中花，繁英烂熳枝交加。色同金谷珊瑚树，灯下樽前碧影斜。可怜几日颜色改，瓣落香销賸秃子（引者按：疑为丫）。花蒂虽存不结子，东风虽煖无萌芽。世间草木怀根本，况复人生远去家：君不见，瓶中花！”琅琅上口，气韵流畅。朴实之风，更易让读者引起共鸣。“世间草木怀根本，况复人生远去家：君不见，瓶中花！”这近乎口语的结句，真让人有一咏三叹之感。
诗人的丰富阅历，常常化作内涵深广的警句，有些警句，见于诗末，确有画龙点睛、启人遐思之妙。前引的《哭开少叔》、《田家行》、《猛虎行》等等的结句即如此。又如长达52行364字的《天生关双树歌》，咏及“昔年七贵五侯族，不惜千金致一木”的奢豪之风时，就慨叹“千夫万力始出山，一室初成几家哭”；咏及“双树数千载”不为人识的景况时，一面叹息“灵物应为世所器，何事荒山甘自弃”，一面又庆幸“植根幸远中原土，吸露餐霜傲今古”。这些诗句，都富含警策之意，而结句更让人深思：“材大不为栋梁用，古来明哲深山多。”“古来明哲深山多”，纵贯有史以来的贤能之士，横括当时的诸多隐逸，也是诗人颇为宽慰的自况。
第二节 侨居隐逸：衡宇相望情相接
平溪郑逢元，广安郑之珖，富顺范鑛，江津程源，绍兴胡钦华，巴人李之华，西川陶五柳，遂宁吕大器等，永历年间，先后辞官归隐，郑逢元居余庆，吕大器去务川，其余皆入籍湄潭。他们与钱邦芑皆过从甚密，多数先后为僧、为居士。入籍湄潭者，隐居处相去不远，相互往还甚为密切，“望衡对宇，欢情相接”（郑之珖《西来庵记》）。与当地的文人学士，也多有交往。诗酒唱和，课子授徒，对当地及邻近区域的文学以至文化，均有较大的影响。据记载，他们都有著述，但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李之华、陶五柳等人的作品至今甚而一无所见。根据现有资料，对有作品传世者分别介绍于后。
郑逢元（1600-1676），平溪卫（今玉屏）人，字天虞，又称天瑜，为僧后，自称天问和尚。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任婺川县教谕。几经升迁，崇祯十六年（1643年）已升至滇、黔、楚、蜀、粤五省监军道。永历年间，升至兵部尚书、左都御史。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孙可望据黔跋扈之际，丁父忧，葬父余庆城南而奉母居蒲村，8年杜门不出，与钱邦芑时有过从。1658年，奉时在云南的永历之诏，出任礼部尚书，仍兼兵部，参与机务。永历亡，在云南宝台山为僧，与钱邦芑续为世外之交。洪承畴多次逼他出山仕清，不就。他身着袈裟返平溪孝事老母。1676年（康熙十五年）病逝，葬于今玉屏城西30里之茂隆场。著述甚丰，均毁于兵燹，其裔孙从其旧竹篓中搜得《谷几集》一册，田榕为其作序刊行。《黔诗纪略》载其诗18首及骈体临终遗嘱一篇（为黄嘉谷《郑尚书传》之附录），《务川县志》载《重建婺川学[宫]碑记》一文。
郑逢元为明室的覆亡痛惜，在“也知人事全无算”（《田思州过余庆告墓》）的情况下，仍积极为南明效劳，此情此状见于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的《痛哭》一诗：
痛哭三年里，仓皇覆两京。二宗殉社稷，万里荐戈兵。王气归闽海，中兴事北征。胡为李息县，浪被黠髡倾。
北京的崇祯与南京的弘光相继覆亡，唐王在福建称号隆武之际，有僧人查显仁冒充弘光惑众煽乱，当时的黔督李若星（即李息县）却被其蒙骗而予以支持，郑逢元参与了对此骚乱的平息。40字，高度概括了一系列历史事件，抒发了对于明室的忠贞、惋惜之情。
归隐以至出家之后，思想并没有“出世”。48行336字的《田思州过余庆告墓》中有较为集中的表现。开篇写道：“一见坟茔倍惨然，此番风景不如前。滇山楚水三年梦，子意臣心两地牵。国难不堪推灶尹，乡音常自叩筳篿。半途未遂从龙愿，逆旅恒惊逐鹿言。宦念久灰蒙主眷，禅心未了结僧缘。绨袍恋恋犹承友，华发萧萧强去颠。”南明已经不复存在，自己亦已削发为僧，还在后悔“半途未遂从龙愿”，还在感念“蒙主眷”，怎么不“华发萧萧强去颠”。结尾部分说：“事业未亲崖海上，精神常在鼎湖边。也知人事全无算，岂独天心不见怜。”心中老惦着皇帝之死（鼎湖），抱怨天不从人愿。
思想之未出世，还见于反对官吏刮民贪功、同情民生疾苦的《庚戌春正月大雪，郡守严催报亩复额，家久于外，飞粮较多，俚言志苦》这一52行364字的长诗：官吏们，“莫言小民竭篿篅，只要上官多纪录。官多纪录气转扬，十三郡守独称强。……于斯敏绩惊童叟，从此能声达庙廊”；百姓们，“东阁延宾采蕨薇，西城报赛虚笾簋。……思昔儋储既无一，此后谋生有何术？”官吏腾达基于民不聊生，何等荒唐，何等怵目惊心。
上述作品，与内容相应，格调较沉郁，用典也较多。生活气息较浓，较为清新、朴实的，是吟咏隐逸生活的《茂龙塘即事六首》、《江岩架屋题曰续骚草堂漫赋三首》等诗。如前者之四：
老病贪眠日起迟，蹉跎诗酒寄幽思。闲桃野菜营晨爨，频插山花傍短篱。耕欲熟时常问仆，文于佳句每唤儿。从容夜眺秋江上，一片微风漾绿漪。
郑之珖，字于斯，广安人，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崇祯十七年（1644年）由广东高州府推官晋升通州知府，明亡而未能赴任。唐王在福建称号隆武，授工部主事，升员外郎。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清兵入闽，郑之珖落发为僧。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永历授户部员外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典试贵州，五月至贵阳，适逢孙可望入黔，兵胁朝廷，索封秦王。郑之珖愤而弃官，携妻挈子赴湄潭鸡场河（今协育）隐居。苦竹绕舍，屋名“篠庐”。躬耕自食，自号峨嵋道人。与居余庆蒲村的钱邦芑过从甚密。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病逝，钱帮芑前来料理后事，并为之立传。著有《篠庐集》20卷，《明书》20卷，《罏史》8卷，《椟庵文集》6卷，《诗集》7卷，《纪难》2卷，俱散失不可考。《黔诗纪略》载有描述建文帝遁迹之地的《白云山》一诗：“山势压万壑，阴晴唯白云。至今罗永寺，犹说建文君。山有溪龙跃，粮从石窟分。定知西内去，长忆此氛氲。”康熙《湄潭县志》所载《西来庵记》把明末遗民的生活具体呈现出来，既具史学价值，更是一篇叙述简要、描写形象、情出肺腑的文情并茂的优秀散文：
西来庵在湄水之阴，去县南十有一里，原名朝阳庵。甲午春，大中丞钱公开少，不受孙氏命，祝发为僧，号大错和尚，来居此庵。洁其僧寮，莳其花竹。带溪环林，自成幽逸，乃改名西来庵。庵右一溪，水甚清澄，木梁横渡，曲径斜逸。前则篁树丛阴，离离蔚蔚，空翠交合。对面两峰，桀秀争高，陡耸相乱。烟林蒙邈，不可穷际。羁禽暮兽，寒鸣相和，前村为处士吴扶灵山庄，处士与错师朝夕过从，风雨之音动静相引。庵之后怪树悬崖，老藤修篁，俯临湄河。河之北为柏杨坝范学士我劬别墅也。望衡对宇，欢情相接。余尝同凫庵居士访错师于庵，或便同过范氏，泛舟褰裳，率尔休畅维时遐荒天末，寥落寡俦；屯蹇相依，形怀无间。宵暮连床，寤言投契；悲歌慷慨，一往情深。非复末俗之泛交，谅亦世外之良遘也。因为文记之，使后之览者，论世兴怀，亦有以想见前地之情事云尔。
范鑛，字我蘧，富顺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崇祯时，升至贵州巡抚。永历时，授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川湖云贵。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隐居湄潭柏杨坝，设馆教学，开创湄潭学者办学之先河。与钱邦芑、郑之珖等相交游，抱琴提壶，啸歌自适。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冬，病衰思家，归途中逝于龙泉（今凤冈）官坝，葬于务川丰乐镇之山江。1658年（永历十二年）永历帝以其“忧愤而卒”而给以褒恤。康熙《湄潭县志》载有《映月》一诗：“一轮寒影浪中生，到得春潮水欲平；垂钓渔人临夜午，轻挠碎影寂无声。”
程源，字金一，又字精一，江津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弘光中授中书舍人，隆武元年擢兵科给事中。永历四年（1650年），自请出督蜀师，加兵部尚书；永历十二年（1658年）加任为礼部尚书。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军入黔，遂隐居湄潭高村，与语嵩为方外交，且有书信往还。后出家为僧，法名天目，以居为寺，名天目寺。郑之珖病逝后，将其两幼子带至寺中抚养。著有《孤臣纪哭》一卷。康熙《湄潭县志》载有《鱼影咏》一诗：“一峰突起势飞怒，白日秋阴生寒雾；石裂空中出乳泉，碧潭千尺双鲤住。双鲤浮沉或有年，忽然龙门奋其羽；留影藏形石壁间，不使濠梁多疑误。”
胡钦华，绍兴人，永历时曾任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后隐居湄潭客溪。钱邦芑《水源洞记》中所言与其游止之“凫庵居士”，钱点《客欲移居蒲村，问此中山水风俗，长歌答之》中“时时度陌越阡来”的“胡客溪”，即为胡钦华。与担当、山晖、野竹、赤松等禅师均有交情及诗文往来。著有《云南纪事》。蒋深《余庆县志》载有其《暮春还客溪别业》、《自楚还黔之客溪草堂有作》各二首，前者之一曰：“花源不似避秦时，担荷行歌日正迟，路转千峰寻故业，身惭匹马识前溪。桐华簌簌闲门闭，柳色毵毵旧馆移，初愿几年成错计，白鸥重与水相期。”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余庆蒲村与湄潭各处的隐者，已构成一个交往密切、融于当地的文化群体。独往务川的吕大器，其题诗后世应和者之众，构成又一动人的文化景象。
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崇祯末年，任兵部右侍郎。南明弘光时，迁吏部左侍郎，受马士英排挤，“遂削大器籍，复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明史·吕大器传》）隆武、永历时，皆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1647年（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奉诏“督师四川。大器与丁魁楚不合，故出之。”（明人顾山贞《客滇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吕大器欲遍观川中诸将，以察其能否”，发现袁韬、武大定“忍而好杀”，入遵义，见守将王祥“尤庸懦不止”，深叹“蜀地尚可为乎！”“一日，于石砫司夜遁，走入黔之独山州，郁郁，疽发背卒。”（《遵义府志·年纪三》引《绥寇纪略》）就是这一年的二月，在他屯兵的石砫司（今四川石柱县），曾拜名僧破山海明为师，对答中，他吟偈诗一首：“万丈滩头横夜月，一腔宿雾扫晴天。他年会坐三生石，始信因缘弗偶然。”（见大雪通醉《锦江禅灯》卷十《相国吕居士》条）他与著名禅师莲月、敏树、语嵩等过从甚密，有诗文往还，可惜未能留存。目前得见的还有题刻在务川麻王洞中的两首诗（载《务川县志》）：
野外裁云雪半留，宾归复上北山头。同人莫漫三冬赋，载酒题诗古洞幽。
清流曲曲白云根，万古仙藤长子孙。有客独来石上坐，可怜风雨又黄昏。
何时居留务川城北的麻王洞，未见具体记载，是在弘光“复命法司逮治”之时还是由石砫司至独山州途中？“载酒题诗古洞幽”，似乎已得隐逸之乐，心中却是无限的惆怅与凄怆：“有客独来石上坐，可怜风雨又黄昏。”清代李兰台等人的应和之诗将在以后相关章节予以介绍。
第三节 返里贤能：教授躬耕歌且吟
钱邦芑《水源洞记》中，有一段描述他与“湄水有道之士”交游的情况：“余自甲午祝发，移居湄水之阴，挂锡西来庵，与吴扶灵望衡对宇，动静相闻。时曹子寿宇，自夹江解组归来隐居水源洞之左，授徒自给。冯仲立兄弟隐居宝洞。黄月子亦授徒十里溪。祝子雨苍在客楼屯。龚子上之则结庐马头山下。皆湄水有道之士。或率妻子躬耕，或教授自晦……。春朝秋暮，月夕花时，或诸子命酒过西来庵，或余提琴相访，连床夜话，风雨无愆，慷慨悲歌，逸情洙上。”文中述及诸人，皆“当孙氏偏据时”不愿“俯首困辱”而返里归隐之“士大夫”。
湄水有这样一批“有道之士”，与改土归流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密切相关。四十多年前，湄潭就有举人10人，各类贡生37人。上述文中述及诸人，即属这些读书人之列。曹寿宇、黄月子及文中未提及的曹柱，它文提及的吴之甲、吴开元、冯世爵等人，至今仍有诗文留世，分别介绍于后。务川的李英才，也归入本节予以讨论。
曹寿宇，名椿，宝善里水源洞（今官堰文家场五里坡）人。明拔贡，永历间，曾任四川夹江知县，有政绩。后返归故里，为钱邦芑门人，授徒自给。彭遵泗《蜀碧》一书言著有《鹃血集》，未见。光绪《湄潭县志》载有《朝阳》一首：“仙风冉冉小蓬莱，晓日临高紫气开。五色彩云笼石级，一泓沈碧映月台。绥山自昔骑羊去，华表何年化鹤来。扶杖探奇空怅望，只余幽境共徘徊。”朝阳洞在现县城湄江河西岸之朝阳山上，相传有道人炼丹于此，汞成而去。“朝阳古洞”为明末清初“湄潭八景”之一，文人多有吟咏。“扶杖探奇空怅望，只余幽境共徘徊”，诗人之失落感跃然纸上。康熙《湄潭县志》载有其《悬绳堡记》一文，亦为归隐后所作，写于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全文近900字，简要点明区位、山名由来之后，详细描写了山前、山后、山中之情状。高处观山前，写出了迤逦、奔腾的雄伟气势，低处观山后，写出了耸壑昂霄、壁立千仞之险峻，山中见闻，也写得栩栩如生：
……初入堡下，则深溪长谷，两山盘曲而崱屴， 峙如虎豹，交错若犬牙。一涧中通，沿流而上，则石堡嵯峨，堑断径绝，烟云缭绕，瀑而喷飞。居民用长竹为梯，上接溪崖，下临地畔，蹑蹬缘梯，扪萝而上。约五七丈，更于横崖捘侧，驾木为栈，扪崖擦耳。土人前后引曳，授（光绪志作援）萝挽石，俯视其下，窅然腾空，魂惊目眩。越十丈，即平坦。少休未几，复升长梯七八丈，乃跻堡中。四望溟蒙，长天一碧，苍崖飞翠，石瀚拏云，猿鼯叫啸，鸟雀飞鸣。土人避乱者，环涧而居，凿崖谷，架木棚，结屋编篱，纷沓连构如列市井。入户少憩则犬吠狺狺，鸡鸣喈喈，往来熙熙，烟火鳞集，居然一大村落也。……
继而写坐观岚光晓雾，野听林涛泉声，“恍在阆风瑶岛中”之情景，“始信武陵桃源，昔人非诬也。”文末“酒后耳热”之际“悲歌击筑”及结句“聊以乐吾生”之叹，仍为深深的惆怅所笼罩。
曹柱，字寿伯，曹椿之兄，桐梓傅元勋之婿。傅元勋天启年间参与平奢有功，授之围营副总兵。曹柱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永历年间任工部主事。康熙《湄潭县志》载其《洞天咏》一诗：“千仞危崖接敝庐，寻源似入武陵居。波翻碧涧潮声急，日挂冰帘树影疏。蹬道悬梯难着履，石田平砌不容锄。兵戈此日堪同饮，秉烛频探禹穴书。”该志于诗前对“水源洞天”有介绍：“县西，洞深而广，层层曲入，可藏千人。中有石人、石鸟、石兽及钟鼓、床几之形。少进，有潭深险，灵怪所宝，流奔出洞，即为瀑布。”《洞天咏》形象地咏出了宅旁洞天的可人之处，抒发了“似入武陵居”的隐逸之乐。但他济世之心并未泯灭，在自慰“兵戈此日堪同饮”的同时，还“秉烛频探禹穴书”。
黄一桂，弘光二年（1645年）举人，似即钱邦芑《水源洞记》所述“授徒十里溪”之黄月子。光绪《湄潭县志》上亦有咏“朝阳古洞”的《朝阳》一诗：“春郊踏翠遍停车，转入幽崖一径斜。林隐渡头空石壁，烟迷洞口落桃花。龛中曾照秦时月，槛外谁逢汉使槎。遥对扶桑迎紫气，江光铺练映丹霞。”同咏“朝阳古洞”景色之清幽、高雅，同抒对于未来之展望，此诗却无曹椿“空怅望”那样的失落之感，而是“遥对扶桑迎紫气”，相信会有紫气东来，会有祥瑞出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快慰之情。
吴之甲，宝善里泽溪人，亦为弘光二年（1645年）举人，曾官云南阿迷州（今开远）知州。其故里兰花甚多，“泽溪兰吹”亦为明末清初湄潭八景之一。康熙《湄潭县志》介绍“泽溪兰吹”说：“县西五里，入蜀遵要道，林木翁葱，幽兰遍野，春时花盛，吹入城市，莫不馥然。”对于家乡颇富盛名之兰花，吴之甲自然引以为荣，有《溪兰》一首予以咏赞：“登泽山之阳兮，九畹成行；惟幽谷之良兮，群芳是藏；如美人之都会兮，与化其傍。乃援琴而鼓之，念兹在兹。”咏兰也是咏人，“幽谷之良”何尝不是高洁的隐者的写照。
吴开元，字扶灵，明末岁贡。与时居西来庵的钱邦芑“望衡对宇，动静相闻”；与范鑛“抱琴提壶”，登眺于琴洲之上。范鑛病逝后，写下《柏杨坝琴洲记》一文，描述了琴洲之景色及范鑛侨居此地时的隐逸生活：
湄水发源于西蜀，由板角关逶迤曲折，环绕于县城之右，至西南汇为大泽，湾如眉，名曰湄水。合诸溪之水，流注乌江。距县西（按：应作“东南”）十里，曰柏杨坝。江中壅沙成洲，隆起水面。上有水田十余亩。纵二百五十丈，横三十丈，宏敞宽平。夏秋水泛，虽汩没滔天，而此洲无怀襄之患。两水夹流，竹木丛映，宛如琴样，故相国范公侨居其左，题曰“琴洲”。每天清日朗，偕诸宾从暨余，抱琴提壶，登眺其上。丰草绿缛，明丽葱笼。仰面望山，俯而眕流。烟波荡漾，禽鸟争鸣。放纵而渔，举网斯得。扫叶烹茗，啸歌自适，流连忘归。俄焉，月出横江，渔歌响应；怡情映月，飘飘欲仙，几不知身在尘世也。公爱其地，欲建阁于上。是岁冬，以疾终，遂不果。昔人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洲赖公品题，庶几其不朽乎！故为记。
300多字，写景、述事自然地融为一个整体，格调秀雅、清新。在资料不多的情况下，对于研究当时隐逸之情状，亦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冯世爵，宝善里宝洞人，明末选贡。有《晓钟》一诗，咏“湄潭八景”之一的“释慈晓钟”。康熙《湄潭县志》载：“城北三里，地势高迴，上有古钟，不叩自鸣。”诗曰：“蒲牢一吼震城东，声震城东古寺中。不叩自鸣清夜晓，醒迷觉世有神功。”生于乱世，钟鸣更促人深思。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写有《县治序》一文，历数湄潭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平建县”以来的治乱情况，文字清顺，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从钱邦芑的《水源洞记》、郑之珖的《西来庵记》、吴开元的《柏杨坝琴洲记》及钱点的《客欲移居蒲村，问此中山水风俗，长歌答之》等诗文及相关记载可看出，侨居与返里的隐士们，大多交往甚为密切，总体上已融为一个整体。但虽同为隐逸，且常同吟共饮，宵暮连床，同样地慷慨悲歌，啸傲天地，二者依然还有不同，且在作品中有所反映。侨居者，大多曾身居高位，经历较为曲折，对上层情况及整个时局知之甚多，对南明政权虽忠心耿耿，但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保的乃是自己的气节，因而隐逸的同时，大多选择了出家一途。同时，隐逸之地，虽然山川秀美，且多有道之士，但毕竟是“他乡”，是因时局动荡而有家归不得所致，这就更增浓了悲壮的色彩。返乡隐逸者，大多也曾为官，但多为下层，且时间较短。离任返里，虽感失落，而落叶归根却足可自慰。他们更为切身的感受是生不逢时，青壮归隐，心有不甘。因此，还期冀能有用武之机，故曹柱还“秉烛频探禹穴书”，黄一桂还希冀“遥对扶桑迎紫气”。
一度隐居婺川麻王洞的吕大器，未见与当地隐居者交往的记载；刻诗于麻王洞壁赞其气节的李兰台、冉谦、蔡世金、申石渠等，皆为清代后期之人。有作品留存至今的当时的本地隐士，目前仅见李英才。
李英才（1605-1694），字育之，婺川涪洋辰溪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时年37岁，眼见朝政腐败，社会动荡，遂隐居不仕。孙可望据贵州后，闻其贤能，遣使敦请他出山，李英才认为孙系乌合之众，难成大业，予以婉拒。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亦遣使聘他为幕僚，他佯作狂人，厉声拒之。终生未仕的李英才，甘贫乐教，五个儿子均被培养成才，四个举人一个贡生，被誉为“一门五子登科”。他享年90岁，应有不少作品问世，目前仅见《务川县志》所载之《天马腾空》一诗：
龙岗石马白如银，峭壁腾空不计春。玉勒金羁人莫御，紫芝瑶草自相亲。
“紫芝瑶草自相亲”，不仅显现着作者的追求与境界，也昭示着他的隐居不仕，两拒礼聘，实在是未遇明主。
婺川改土归流较湄潭、余庆早近200年，明代后期文化教育也较发达，改土归流至明末有进士2人，举人19人，贡生数量更多，能介绍的当地隐逸作者仅李英才1人，实在是资料失载所致。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曾祥铣，遵义市政协一届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二届会长。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著有《漫谈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人文遵义》，与人合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参与策划或主编《遵义简史》等书籍10多种。
作者简介：曾春蓉，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硕士。2000年，供职于于原贵州工业大学，两校合并后，现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艺术理论，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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