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名跨入2019年时，很有可能，我们都遗漏了这个年份所承载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1979年元旦，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刊登于《人民日报》之上，这份全国人大常委发布的公告，在之后的40年里，为两岸的沟通合作打下了坚定的基石。
恰巧，也正是在那时，国际科技开始了新一轮国际分工。
一个是刚刚打开国门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当时“雁阵经济”下的“亚洲四小龙”，大陆和台湾在科技上的差异化发展，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此后的40年的时间里，两个地区划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台湾在半导体、手机和电脑领域，开创出一个个响当当的品牌，却在移动互联网，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遭遇了国际竞争力的急剧下滑。
站在40周年的节点回望，台湾的科技产业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一条怎样的弧线？
说起来颇具传奇色彩，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发端于一家小小的路边豆浆摊。
时光回到1974年，当时的台湾已经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依靠西方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台湾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实现了经济在10年内的迅速腾飞。
但台湾的工业仍以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加工出口业为主，在快速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总人口仅有2300万、环境资源也并不丰厚的台湾，急需寻求产业转型。
时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璿看到了半导体制造的发展前景，约来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研究主任潘文渊，俩人在豆浆店聊了一个小时，便确立了台湾未来的发展方针：半导体。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环境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的工业开始向重资本和技术的半导体制造产业转化。
1980年，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联华电子诞生；7年后，张忠谋创立台积电。
更重要的是，以台积电为首，台湾的半导体制造产业，走出了一条个性化发展道路——代工。
但这个台湾科技产业的顶梁柱在成立之初，却让张忠谋受到了众多质疑。
与传统厂商自己设计芯片、生产芯片不同，台积电走代工路：只生产不设计。
毕竟台积电成立之前半导体工业并没有代工概念，英特尔、三星等传统半导体巨头，都具备完整的IC设计、晶圆制造、测试与封装一条龙生产能力。台积电插足芯片生产，就像一个第三者，在窥视别人老公。
不过在张忠谋眼里显然不是这样，他知道研发芯片和生产芯片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密不可分。
相比与芯片设计的投入，芯片制造厂的投入是一笔数额庞大的固定资产，不断升级工艺、更新换代更是一笔无底洞。对于巨头来说，投资自建芯片厂，只不过因为没得选。
代工的模式，为芯片厂商卸掉这笔庞大固定资产带来的压力，也成就了台积电的传奇。
代工让世界半导体界有了全新的样貌，这种模式降低了芯片厂商的负担，更是给了诸多公司进入芯片产业的机会，造就了像是高通、NXP这种IC设计巨头。
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的统计，直至2016年，联华电子和台积电合起来，仍然占据了全球近7成的芯片代工。
除去这两家大厂，在PC时代，诸如矽统、S3 Graphics、威盛（VIA）、华硕、技嘉等台湾企业，也几乎都是无人不知的。
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成立于80年代前后，乘着第一波PC发展的热潮，台湾半导体产业迅速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如果回到20年前，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广度、完整度上，美国是老大，台湾也绝对排的上第二名的位置。
台湾在代工方面的优势，一直延续到了HTC的时代。
成立于1997年的HTC，也是靠给大品牌代工而发家。直到2011年其第一款Android智能手机横空出世后，该公司似乎可以就此成就自家的独立品牌和声誉了。
但成也硬件，败也硬件。
长期过度重视硬件产业的直接影响，就是商业模式和服务创新上的落后，等到全球大步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时，台湾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掉队了。
微博上曾经盛传过一个视频，一个台湾女主持人在“安利”大陆移动互联网的惊人成就。
“你现在到中国大陆的城市，叫计程车是不用现金的，他们所有的服务都有一个第三方支付，哔一下就好了”。
虽然语气略浮夸，但事实是，台湾本土企业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在脑中搜索一圈，我们很难想到任何一个熟知的“台湾APP”，或是“台湾互联网公司”。
其中一个原因是，硬件时代的成就，给了台湾足够的资本沉迷于过去。
在谈到台湾近几年的科技发展时，李开复曾经用过一个词：病了。“在美国谈惠普、戴尔等硬件公司的时候，台湾在谈鸿海、台积电，在美国进入谷歌、Facebook时代，台湾还是在谈那几家公司。”
一方面，就像考公务员一样，进入硬件、芯片和代工厂，代表了不少台湾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这些传统大公司囤积了大量年轻、高素质的IT人才，但却无法给予他们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软件为硬件服务，是这里难以动摇定式思维。
另一方面，台湾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方面已经相当完善，线下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对于便利生活的需求，这种情况下，科技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变革驱动力。
还是移动支付那个例子，中国大陆得以在移动支付领域后发先至，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信用卡普及度的相对滞后，转型移动支付的包袱和负担也相对较轻。
而在台湾，当人们满足于随处可见的便利店、贩卖机，O2O和无人便利店尝试的失败概率与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民众对这种非刚需的服务模式创新不感冒，资本更青睐获利模式清晰的传统行业，再加上政策上缺乏优先倾向，几重因素都成为了台湾科技转型的障碍。
但台湾科技产业依旧有他得天独厚的价值。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各类GPU、NPU、ASIC的需求陡然增加，对于有丰富IC代工经验的台湾而言，这几乎是个量身定做的发展机遇，联发科就于去年接连发布了两款AI芯片。
同时，在语言、文化上更加融入西方社会的台湾，也能扮演起中国大陆企业走向世界的“缓冲带”。
走过半导体繁荣的台湾科技产业，一度迷失在了新的潮流与发展之中，而现在，我们似乎又看到一些积极的向好的迹象，比如，两岸开始寻求合作机会，联动台湾的人才资源与大陆的创新优势。
跨入新世代的台湾科技产业一直难以摆脱本地思维，未经开化的台湾市场是一块宝地，但只有经历开放的洗礼才会有真正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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