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李克农看着案头刚刚破译出的国民党密电,不由得开怀大笑,心中的担忧似乎去了大半。另一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看着同样的密电,却暴跳如雷,全然不顾形象地破口大骂:“废物!一群废物!军统中统,全是饭桶!”
1945年8月10日晚7时左右,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宣布准备无条件投降的英语国际广播,这惊天喜讯迅速从重庆传播到全国各地,人们像潮水般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八年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以伤亡3500多万军民、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多亿美元的沉重代价,终于换来了抗战胜利,迎来了和平曙光。
日本的突然投降让蒋介石惊喜之余又马上紧张了起来:如何受降,由谁来受降?这关系到战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也决定了战后国共两党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走向。
为了抓紧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仅8月10日这天,蒋介石就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一连发了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如遇共产党武装“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命令沦陷区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
看到蒋介石的三道命令,毛主席气得拍桌子,日本侵略者尚未驱逐出中国,蒋介石就不惜利用日伪军,出卖民族利益,急着“摘桃子”,无视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抗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剥夺中共及其军队的受降权。
1945年8月10日、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针锋相对地接连出版了三期号外,发表毛主席的声明和朱总司令的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实现抗战的最终胜利。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数万人进行抗战胜利大游行
此时,国民党已悄悄举起屠刀,在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不仅如此,为了诱使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向国民党投降,蒋介石还在8月14日晚亲自写了一份对日政策的广播稿,向全世界发表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宣称:“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这无疑是给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正在忧惧战后审判的残暴日军送去了一份大大的安慰和惊喜,于是日军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拒绝向中共的抗日武装投降。作为“回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受降完毕后,没有把投降的日军按照国际惯例作为战俘集中关押,而是称之为“徒手官兵”,大大提高其政治待遇,以致于在被遣返时,有的日本战俘竟提出要将武器随身带到港口边,以“保证”自身安全的荒唐要求。而对实行“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被中共列为第一号战犯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因为向国民党全面投降“有功”,蒋介石国民党在之后的审判中宣布其“无罪释放",得以逃脱惩罚。
事实表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不承认中共及其军队的的合法地位,并且已将中共列为消灭对象,第二次国共合作面临破裂。
8月13日,毛泽东再次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抗议:蒋介石在抗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命令八路军停止作战,“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面对这份公开的抗议,蒋介石陷入了沉思。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发展迅速,正规抗日武装已达131万人,各解放区的民兵达到268万人,且大都处于敌占区,而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了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前线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仅困难而且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日军尚未完全受降,发动内战的条件也未准备充分,如何拖住中共的解放步伐,又可在舆论上不陷于被动呢?忽然,蒋介石心生一计,一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大公报》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14日,延安,毛主席手持一封电报陷入沉思:“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
此时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亲自电邀自己去重庆谈判,是何用意?毛主席立即叫来负责中央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向他了解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动向,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听完李克农的汇报,毛主席又征询了李克农对蒋介石来电的看法。李克农认为蒋介石玩突然袭击,明显是想让毛主席措手不及,拒绝前往,这样自己发动内战就师出有名了,若是毛泽东冒险前往,则可让中共群龙无首,蒋介石便可以此相胁,迫使中共作出让步。毛主席点点头说:“对于蒋介石的电报,暂时不去理他,等几天再说。你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静,看他还耍什么花招。”
一场情报大战由此拉开帷幕。当时国民党在延安派驻了两个联络参谋,并配有电台,名为向重庆军令部随时报告抗日战况,实则是从延安搜集中共情报。这两个联络参谋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周励武和罗伯伦,李克农打算从这两个人入手,掌握蒋介石的意图和动向。
李克农
李克农判断,蒋介石一定要依赖周、罗二人的情报作出决策,因此取得敌人的电报密码就成了这场情报战的重要突破口。在此之前,延安边区保安处曾多次试图破译密码都没有成功,周、罗又警惕性很高,总是将密码本携带在身边,边保一时无法得手。可是,再狡猾的敌人也有弱点,延安作为抗日总后方,物资匮乏,生活清苦枯燥,不似国统区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周、罗二人无处放荡,早就烦躁难耐,巴不得能早日调回重庆。有一次,周励武还趁屋里没人,对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动手动脚,被关淑珍狠狠打了两个耳光,闹出了不小的风波。为了让两人放松警惕,李克农一边让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加紧对周、罗的暗中监视,一边改善对两人的“招待”:粗粮细做,偶有肉食,每天有服务员打扫卫生、晒被子,还举办舞会,特意邀请他们前去。由于抗战临近结束,两人也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们觉得跳舞时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有些不雅,便将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李克农让服务员(其实是边保处便衣队的侦察人员)悄悄配了一把钥匙。
为了调走周、罗二人,李克农让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风景秀丽的杜甫川游玩。待他们一出门,边保侦察员便立刻进屋,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由于当时延安条件简陋,不要说没有复印机,就连照相器材都极稀缺,厚厚的密码本只得用笔抄。那边想尽办法好吃好玩拖住周、罗二人,这边安排通讯专家黄彬飞速抄录密电码。时间紧迫,看着盼望已久的联络参谋密码呈现在眼前,黄彬兴奋得连抄写的手都在发抖。可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黄彬只好先放回箱中恢复原样,等待下次再抄。
为了再次创造机会,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出面,邀请周、罗赴宴看戏。这两个联络参谋刚高高兴兴出门,黄彬就马上进屋、开锁、抄录。这样又抄了2次,才将密码全部抄录了下来,从此,只要这两个联络参谋与蒋介石之间有情报往来,马上就会有同样的破译密电呈放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和动向逐渐为延安所洞悉,那就是蒋并无真心和谈,他认为毛泽东不会去重庆和谈,电邀只是“假戏真做”,为的是将发动内战的罪名转嫁给中共。
为了“给蒋介石洗脸”,让世人认识其真实面目,毛主席决定顺势反制,配合蒋介石演一出“真戏假做”。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复了第一封电报 :
毛泽东对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故意避而不谈,不仅如此,为了让自己不去的假象更真实些,发完"铣电”后,毛泽东又亲自接见了周、罗二人。不出所料,周励武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寒电”的反应。毛泽东很肯定地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的电报后,再作考虑。
得到了毛泽东亲口答复,周、罗二人立即向蒋介石汇报:毛泽东不像会去重庆。蒋介石收到周励武的确切情报,顿时松了口气,笑着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决不敢来重庆。”但蒋介石不敢就此掉以轻心,在复电嘉奖周、罗的同时,同时也命令他们严密注意毛泽东的动向,有新情况立刻汇报。
又过了两天,为了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周励武找到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提出要求:能否再见毛泽东一面,以“求教”关于和谈的若干重大问题。早已得到指示的金城故意向周励武透露了个机密:“毛泽东实在太忙了,根本没空接见你。”接着又加了句:“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为转告。”周励武表面上显得很失望,内心却是一阵狂喜,回去马上又给蒋发去一封密电,十分肯定地告诉蒋介石:毛泽东事务繁忙,根本无心关注谈判事宜。
蒋介石得到周励武的“一手情报”,更加确定毛泽东不敢赴重庆谈判。于是步步紧逼地于8月20日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报,即长达300多字的“哿电”。电文中一方面狡猾地为其不让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辩解,一方面虚伪地做出忧国忧民,急切想救民于水火,实现和平的姿态,强调“应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内争不容有”。“国家兴亡,全赖毛泽东能否惠然一行”。大有暗指毛泽东不要和平,不愿赴渝和谈,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之势。毛泽东接电后,笑着说:这位蒋先生是不请到我不罢休啊!看他那般殷诚的热情,真能蒙住不谙世故的青年人。”
蒋介石的舆论造势取得了效果。1945年8月22日《大公报》发表评论,称蒋介石的电报“蔼然诚坦,溢于言表”。又说:“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斯大林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担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暗示毛泽东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才不去重庆谈判的,向中共中央施压。
蒋介石一边发动“和平”攻势,一边在重庆封锁中共消息,围攻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从17至22日,连续扣压了《新华日报》的4篇社论,制造恐怖气氛,暗示毛泽东:如若赴渝,安全无保障。
李克农通对重庆动向的反复分析后断定:蒋介石并不希望毛泽东真的赴渝和谈,之所以连续电邀,一是认为毛泽东不敢去重庆,二是想在舆论上“占便宜”。李克农将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他那么卖劲请我,一周之内两电相邀,谁会想到他的真正意图是害怕我去呢?!他认为我是不敢去的,那就继续加剧他的这种错误,让他把假戏演到底!我们不动声色,一退再退,真戏假唱。他准会更加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为了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8月22日,毛泽东给蒋回了第二封电报:
之后毛泽东又再次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 “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电,因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会晤蒋,待恰当时机赴渝。”
周励武、罗伯伦得到毛泽东的“确切”消息,加上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到的毛泽东动向,更加肯定地向蒋介石发去密报:毛根本无任何去渝迹象。
这些都让蒋介石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毛泽东不会来,不敢来!8月23日,他又放心大胆地给毛发了第三封邀请电,即“梗电”,急迫地表明“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皆临,……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越是步步进逼,毛泽东越是退让。为了再进一步增强蒋介石的错觉,让他把戏演足,8月24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复了第三封电报,称周恩来将会赴渝谈判,自己也“准备随即赴渝”,至于何时赴渝则是含糊其辞。
8月24日《新华日报》还刊载了一篇署名为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认为政府不讲民主,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蒋介石不讲信用,抓了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人,“在特务横行、老百姓连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叫毛先生怎样出来呢?”因此,毛泽东不应,也不能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见报后又气又羞,为了进一步向世人摆出自己的和谈“诚意”,不给毛泽东留下口实,他誓旦旦地承诺:只要毛泽东来渝,绝对保证其安全。蒋介石召见戴笠,严令他管束好部下,若有任何威胁到毛泽东安全的举动,严惩不贷。又命令宪兵司令张镇维护重庆治安,如有违抗者,先斩后奏。他还准备了飞机,让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与自告奋勇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飞赴延安促驾。
依蒋介石的判断,毛泽东是不敢来重庆谈判的,自己高调地作出这些和谈的姿态和承诺,可以使毛泽东在人格和道义上更加陷于被动。
而毛泽东则利用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判断,通过情报战将计就计,真戏假唱,一步步“请君入瓮”,尽量为和谈的顺利进行创造安全环境。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中共的重庆之行不受制于蒋介石,通过真正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和平的协议,毛泽东还从多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作出最坏打算,确定刘少奇作接班人;在正面战场作出部署,若蒋介石派兵来犯,中共要狠打,不要顾忌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敌群中的安危。
蒋介石一边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边在美国的帮助下调集大量军队,以受降为名,大举进攻解放区,占领各战略要地。
而自1943年下半年起,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先后奉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此时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陈再道、陈锡联等20余位中共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仍在延安开会,时间紧迫,必须让他们尽快返回前线,否则,中共将丧失战略主动权。可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返回到各军区少则个把月,多则半年。
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进行了一个惊天“豪赌”,那就是1945年8月25日清晨,在美国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他们的货运飞机秘密地将这批高级将领快速送回前线。这架一侧的舱门必须靠人力才能关紧的老旧美军道格拉斯运输机,搭载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萧劲光等21位中共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这其中有3人成为新中国元帅,14人以上成为中将以上开国将领,而每人上机前只配备了一把手枪、一个降落伞以备万一。这次大冒险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到安全抵达长宁机场,历时4个多小时,21位将领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前线:陈毅等人前往华东战区,林彪前往东北战区,刘伯承和邓小平前往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军事上的胜利,如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为重庆谈判的胜利增加谈判筹码。
1945年8月27日,赫尔利的专机到达延安,李克农命人严加守卫,不许任何人靠近,以防敌特安装定时炸弹。28日上午,李克农又不失时机地向周励武透露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周如获至宝,飞速电告蒋介石。
28日下午,延安东郊清凉山飞机场上,人山人海,延安数万军民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送行。当飞机起飞后,蒋介石收到毛泽东已登机赴渝谈判的电报时,看着桌上周励武“毛泽东不去重庆”的电报,气得大骂饭桶。
从10日至2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六次面对面的较量。由于蒋介石一直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不会赴渝谈判,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每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给中共中央代表团,国民党的底牌被看了个透,加上前线战场上的胜利配合,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毛泽东笑着称这次谈判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两次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次是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主席,毛主席一进官邸,站在台阶前迎接的蒋介石就连续高喊3次“毛主席万岁!”第二次是1945年10月8日6时3刻,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走进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并发表演说,最后,毛主席大喊:“新中国万岁!”蒋介石又连喊三次“毛主席万岁!”
至于蒋介石为何高呼自己做梦都想置之死地的政治宿敌“万岁”,有很多猜想,有人说是礼貌性的回应,因为毛泽东乘专机到重庆,刚下飞机时曾经高喊了三声“蒋委员长万岁!”这让蒋介石很受用,戒心和杀心消减了大半。有人说在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演讲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高喊“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更是让蒋介石十分满意和赞赏,也就咆哮般地连喊了三声:“毛主席万岁!”回赠毛泽东。还有人说蒋介石确实从心里佩服毛泽东的气度、胆略,是英雄相惜。
其实国共重庆谈判,双方在情报战中斗智,在战场硝烟中斗勇,在谈判桌上争锋,毛主席三呼“蒋委员长万岁”,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赴渝和谈的坦荡胸襟,让蒋放下戒心,蒋介石六呼“毛主席万岁”更多的是掩饰自己挑起内战的企图和行径,继续迷惑世人,迷惑毛泽东。没过多久,在炮火硝烟中,重庆谈判的和平协定灰飞烟灭。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②《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刘庭华,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
③《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重庆大公报》1945.08. 22)
③《蒋介石秘录》第一卷第15页,[日]古屋奎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