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前夕的这段日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绝对称得上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战事吃紧、经费拮据，没钱逼死英雄汉，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再加上“白色恐怖”的威胁，地上工作转到地下，中共党员被迫“下海”。
在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的一栋五层旧宅挂起了“富川商号”的招牌，明面上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裙带关系在上海大搞商贸活动，暗地里为党的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一次又一次暗度陈仓成功躲避国民党特务巡查，帮助中共中央度过经济难关。
这些资金就是来自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金库”——华益公司，由此不得不提这家红色地下金库的掌管人——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同志和他的夫人王敏卿。
肖林，本名肖本仁，重庆江津人，肖林原本只是他的笔名，直到上海解放之后他才真正启用了“肖林”这个名字。作为一名思想激进的新青年，肖林在读书期间就因“共党嫌疑”被学校开除，而后在朋友介绍下进了民生实业。
在工作期间肖林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抱负，他加入了重庆救国会下属的职业青年联合会，自发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人力社”，负责《人力周刊》的出版，而后，他又在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饶友珊的帮助下组织职业青年开展抗震宣传活动。
肖林爱好诗文，《新华日报》、《新世界》一类的报刊都曾发表过他的作品，笔触犀利，针砭时弊，主张抗日。肖林入党，也是一波三折。1931年涉嫌通共被学校开除。1937年肖林向饶友珊提出入党申请，无奈上海沦陷，入党申请被搁置。
1939年在重庆偶遇病重饶友珊的肖林再次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此时的饶友珊被肺病折磨时日无多，但出于对肖林的爱护，还是帮助他实现了心愿。这次，肖林如愿以偿，在饶友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肖林被派驻到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当时已然是到了抗战的攻坚阶段，办事处的日常开支还依赖于国民党政府拨款，以及宋庆龄等抗日友好人士的援助。在经历了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就更加明确了要将经济活动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来打好持久战的准备。
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的引荐下，肖林同周恩来见了面。两人就开展地下经济工作促膝长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周恩来同肖林解释了这项工作所存在的矛盾，既是秘密的也是公开的。
所谓公开就是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产生盈利，而秘密就在于生意的资金渠道以及盈利的用途。周恩来宽慰肖林，不要害怕被别人说是唯利是图，这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党的事业。
同时，周恩来也对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提出的要求，一是要能够赚钱，二是要随要随付不能误事。最后由周恩来拍板，这项秘密的经济活动，对内由钱之光全权负责，对外则全部依仗于肖林。
肖林深感责任重大，一刻也不敢耽误。原本就在民生公司物产部门工作的他，本就十分熟悉重庆和江津的从商环境，也算得上是驾轻就熟。当年四月，由南方局提供资金，肖林在江津办起了“恒源字号”商行，在重庆设了分号，在湖北宜昌立了办事处，主要经营植物油、土纱、食用糖等货品。
1944年“恒源字号”更名大生公司，同时售卖起五金、建材、西洋药品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原本活跃在重庆各大报刊上的大主笔“肖林”投笔“下海”，摇身一变生意人。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回迁南京，而肖林也根据上级的指示转战上海，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夫人王敏卿，在经营大生公司时，夫人王敏卿是肖林最得力的助手，夫妻二人同进同出配合十分默契。
而此次前往上海进行秘密经济活动的任务，周恩来同志也有交代，需要肖林夫妇二人共同负责将公司开到上海去。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肖林在四川老乡的帮助下租下了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这也就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
之所以叫“华益”，是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待到办妥了合法经营权，华益公司在当年八月正式开始运营，同时在重庆设立了分公司。
上海交通便利、水路发达，日用工业品品种类齐全且价格低廉，肖林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办法。把上海的日用工业品高价销售到内陆地区去，从中赚取差价。
于是他因地制宜在当地采买了一大批日用的工业品，借由水路向重庆运货，同时利用重庆分公司与百货商店洽谈生意拿下订单，借用自己在运输行业的关系，找到了原先供职的民生公司，用极低的价格谈下了民生公司的运货船只送货，从中赚了不少钱。
在山东解放区，那里也有肖林设立的隐秘的公司分支，山东特产丰富，萧林便想到了借助于水运将山东地区的花生油、水果等地方特产委托给上海当地的地货行出售，赚来的钱用来购买解放区所需要的物资。
同时，在山东解放区，那还缴获到了一大批黄金、美钞以及法币。这些外币在解放区被视作废纸，但如果运到上海就是绝对是一笔横财，于是，借由民生公司的船只，山东解放区将这一批黄金和外币瞒天过海转运给了华益公司由肖林代为处理。
而与此同时，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急需大量经费，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将黄金装入纯花生油的油桶以掩人耳目运回上海，美钞留给公司备用，法币则转给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但曾在花生油中带回来的黄金大多印有“烟台”字样，且均为重量为一两的小元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肖林请来了专人将这些黄金小元宝改铸成了在上海能够通用的十两重的小金条。
也正是这一举动，帮助了中共代表团在转移时成功将财产随身带走。说到这便一定会有人质疑，肖林如此暗度陈仓竟然没有被查？说来也是十分巧合，在肖林如此动作下，竟有一个国民党将领在无意中充当了华益的“保护伞”。
在1946年时，山东青岛一家名为“中兴”的公司开业，这家中兴公司的的幕后主理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他前妻的表兄弟王肇昌，所谓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位王肇昌竟是肖林夫人王敏卿的哥哥。
如此裙带关系正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利用起来顺手又顺心。王肇昌主动提出要与肖林夫妇联手把山东的棉纱贩到上海，肖林夫妇自然乐意之至，毕竟他们还要利用这层关系暗度陈仓。
由于李弥的关系，当地政府对于中兴的货船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在投机倒把乐此不疲的中兴公司的带领下，肖林夫妇的华益跟着赚的盆满钵满，也借由这样得天独厚的裙带关系为党的工作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
在党组织的特殊安排下，肖林夫妇二人在“下海”的那天起便和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切断了一切联系，待周公馆撤离，肖林夫妇二人也只同其中一人单线联络，这样就保证了肖林夫妇二人的身份绝对不会暴露给特务。
毕竟，肖林夫妇二人可是中共中央地下金库的掌管人，保证了这两人的安全，才能保证党财政根基的稳定，于是，在上海的这三年，无论肖林夫妇翻出多大的水花，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将怀疑的目光投射到他们身上。
尽管肖林夫妇二人是红色地下金库的掌管人，但本着对党绝对的忠诚，二人从不过问钱款去向，只要是党组织提出的要求，他们一定第一时间尽自己所能去做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活动费用，支援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费用，甚至是社会上一些民主人士迁居后的生活困难补助。
这一系列的费用皆是从肖林夫妇掌管的中共地下金库支出。而关于如何提取钱款，肖林夫妇通常会收到从香港直接发出的密码指令，那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够看懂的一套密码，接到这样的特殊电报，有特定地点和约定时间。
通常由精心打扮成贵妇模样的王敏卿带着公司年轻的会计王凤祥将钱款支票如数送抵，既不像躲躲闪闪的像地下党接头，也不显得夸张到引人注目，这样的交易方式屡试不爽。
随着1949年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北方各大城市相继解放，肖林夫妇创立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然接近尾声，即便如此，两人依旧决定站好最后一班岗，处理好账面的信息，只留下少量供应日常开销的经费，华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部转移到香港。
正当肖林夫妇准备动身前往香港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南京，肖林闻讯随即取消了去往香港的计划，他和夫人王敏卿打算留在上海，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城市的解放，而后肖林奉命接管了国民党的中纺公司。
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肖林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和夫人王敏卿到底为党的事业筹措了多少经费，只是在党组织有需要时，就双手奉上。
而当华益公司这个中共地下金库宣告结束使命时，一共向中共中央上交了黄金12万两，公司的其余固定资产折价估算约1千万美元。肖林夫妇心怀审慎地接过党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今又郑重其事地兑现对党的承诺，交出了清算单据，肖林如释重负。
“华益本就是国家的资产，创立华益的本钱就是党给的，所有的利润都应当为党所用。”而他摊开手心，“这三块银元就留给我们用作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念想吧。”三枚银元在手心里熠熠生辉。
因为不知道党什么时候需要用钱，所以肖林夫妇一直在自己的床下与床上都藏满了金条，“只要党有需要就立刻拿去，我们义不容辞。”王敏卿这样说，为党的事业筹集资金成为了肖林夫妇二人生活的全部。
尽管做着大买卖，二人却依旧过着最简单朴素的生活。而后的日子里，肖林终于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在上海从事经济工作，继续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的毕生。
再到后来的十年浩劫，被来势汹汹的歹徒抄了家，又被调查曾经做“大资本家”赚的那些钱都去了哪里的时候，王敏卿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凭心而论，黄金也好，美钞也罢，大头还是小头，我们都曾拥有过，我们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工作，为党的事业在赚钱，多赚一分一厘都是对党的承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这些据为己有。”
最终歹徒在肖林家也只翻到了三枚银元，而这三枚银元承载着肖林夫妇必胜信念的银元最终被肖林捐给了三峡博物馆。肖林喜爱写诗作文，但他却更懂得“三日不思民生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歌颂投笔从戎横刀立马,我们感慨精忠报国马革裹尸,但也有千千万万像肖林夫妇这样的同志，选择一生对党忠诚，隐姓埋名斡旋周转，成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肖林夫妇二人作为中共地下金库的掌管者，从未想过要取国家一分一厘，无人监督便自我管理，掌管着可谓是国家的财政大权，却从没有为自己谋私一丝一毫的利益，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为崇高的事业奉献终生。
本文由墨珑甲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涨知识！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