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老北京民俗展中的还原当铺。孙戉/摄）
（2010年，典当行开进大型购物中心，店内展示的绝当品除玉器、首饰、 名表等贵重物品外，还有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小家电。孙戉/摄）
（2014 年，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上，市 民观看传统典当表演。孙戉/摄）
上世纪90年代，销声匿迹40多年的典当行在北京重新开张。一开始，人们好奇张望却不好意思进门，现在，人们把典当行看成了“保险柜”与“淘宝店”。
当铺，又称典当行，多年来，被人们认为是个不光彩的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铺一度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重新开业。
（1992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
据本报1992年11月21日2版《北京重开典当行》报道，消失40余载的典当行在京城又挂招牌。位于西单北大街92号的本市首家典当行——金保典当行开始试营业。这家典当行以提供抵押融资的形式，面向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进行金融服务，通过物品抵押取得典当金借款的方式，来解决企业或个人短期的资金需求。
同年12月1日，这家典当行正式开业。大理石柜台、玻璃隔板……屋内陈设就像普通的储蓄所。宋先生是京城当铺正式开业第一天的第一位顾客。他拿去当的是一件湘狸皮大衣。“四五年前买的，七八百块钱呢，可一直没穿，闲搁着。如今急等钱用，我想还不如先当了它。”十几分钟后，他拿到了320元典当金，满意地离开了。当然，也有小插曲，有两名顾客前去典当铅做的“银元宝”和铜做的“金戒指”。
（1992年12月3日，《北京日报》1版）
那一天，无论是久违了当铺招牌的老人，还是不知当铺为何物的孩童，路过这新开张的典当行时，总不免抬头看一看那高悬的红色灯箱上一个大大的“当”字。一天下来，金保典当行成交了13笔业务，当款金额4900余元；洽谈未成者11笔，接待咨询逾百人次。（1992年12月3日《北京日报》1版，《当铺开业首日》）
此后，金保典当行被人们誉为“京城第一当”。
继金保典当行重开之后，北京又有几家典当行开业，包括阜昌典当行、华夏典当行和宝瑞通典当行。不过，最初几年，京城典当行业的营业额呈逐年下降之势，有的已到保本经营的地步。
（1992年，位于阜成门外北礼士路的阜昌典当行挂牌开业。潘毅/摄 ）
对于这种现象，本报2000年5月24日10版《典当业为何风光难现》曾进行过分析，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一些人对典当行的认识还局限于对旧社会当铺的了解，认为进典当行丢人，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标志，所以不愿跨入典当行的大门。
（2000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0版）
其次，当时可作为典当行质押品的一般只有企业可移动的闲置设备、积压产品、过季商品、各种原材料、机动车辆等，以及居民个人的金银饰品、珠宝翠钻、古玩字画、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手表和汽车、摩托车等。由于这些质押品种类大多出现贬值趋向，价值越来越低，因此造成典当金额降低，典当行收益下降。当传统的典当物品越来越少，典当新品种的开发却相当缓慢。比如，那时候住房已成为越来越多个人的私有财产，但典当行当时是不允许开办住房典当业务的。
此外，典当行数量少，只能利用自有资金，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缺少行业法规等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入新世纪，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典当行管理办法》，只要是有价值的实物，如黄金饰品、古董、房产、汽车等都可以典当。随后，本市典当行业迅速发展，到2002年时，全市典当行已达22家。（2002年8月27日《北京日报》6版，《典当行不再一本万利》）
（2003年2月28日，《北京日报》6版）
那个时候，传统的金银首饰已退居业务二线，而住房、汽车消费的热浪大有业务前景。只要彻底拥有产权，相关证照齐全，并且缴清了银行贷款，客户就可以办理汽车、住房的典当。当期按月计息，月利0.5％，典当行每月按当金的4.5％收取综合费用。正因为如此，在各家典当行的业务中，一多半儿的典当物是汽车和房屋。（2003年2月28日《北京日报》6版，《百姓创业 借钱的地儿多了》）
（2004年3月23日，《北京日报》8版）
本报2004年3月23日8版《典当行顾客净是生意人》这样记载：李先生开着自己新买不久的奥迪A6径直奔向典当行，不到一个小时，就拿到了急需的30万元钱。他高兴地说：“到银行贷款手续麻烦，向朋友借未必借得到，现在多好，不求人也能筹到钱。”像他这样开着汽车走进典当行的大有人在。在他之前，一位姓张的先生当掉了一辆本田雅阁，他的理由很简单：“有个项目缺10万元钱，向银行贷款先得找担保，能不能贷还得单说；向朋友借吧，赚了钱分多分少不好平衡，万一闹出隔阂来就不值了。”
在那个年代，用房产作抵押贷款的多数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往往拥有不只一套住房，典当后，能快速“将死物变为活钱”，迅速筹集做生意所需的流动资金，有的甚至当天就能拿到钱。一旦手头宽裕了，只要缴纳相应的利息费用等就能赎回，比较划算。
每逢春节过后，京城很多典当行的“民品”（首饰、家用数码产品等）交易量就会大幅增长，一些市民会把节日期间收到的根本用不上的礼品，送进典当行换成现钱。
“手机这东西贬值快，不拿来当了，过不了多长时间，价钱就得往下掉。”在一家典当行，一位先生拿着一部新款手机说。典当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每逢过节，由于很多居民家中早就备齐了手机、相机等数码产品，有些人再收到这样的礼物就会选择典当。手表、珠宝首饰也是典当的热门。尤其是首饰，好多人因为不喜欢款式，连价签都没摘就直接拿到典当行了。
当礼品的顾客通常会选择“死当”，即不再准备来赎，典当行可以立即进行变卖处理。凡是“死当”物品，典当行给的价钱相对要高些，因为典当行可以马上根据二手行情进行处理。
（2006年2月7日，《北京日报》7版）
为防止典当行成为不法分子销赃的场所，公安部门在全市典当行安装了数据采集系统，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典当行每做一笔业务，都要将交易物品的详细情况以及交易人情况、身份证号、当票号等信息通过系统上传公安网。一旦发现交易物品和登记过的赃物相符或者有其他可疑情况，公安网会立即报警，发回信息。（2006年2月7日《北京日报》7版，《春节礼品节后排队进“当铺”》）
如今，北京的典当行已达200多家。越来越多的人改变陈旧观念，开始光顾典当行。典当行成了人们心中的“保险柜”和“淘宝店”。
（2009年，越来越多的典当行做起了绝当品销售生意，典当行变身“淘宝店”。戴冰/摄）
（2006年7月11日，《北京日报》7版）
本报2006年7月11日7版《大学生典当行里存“细软”》记载，一些外地大学生在放暑假前会把不好携带的电子产品送到典当行，开学后再赎回去，花不了多少“保管费”。这些大学生不像其他顾客是因急需用钱才找到这里，所以没人选择“死当”，都是选择一两个月的当期。而且，由于打定主意是要赎回去，他们自己要的价钱通常比典当行给出的评估价要低很多。比如有位大学生典当的电脑原本价值几千元，他只是以100元的价格典当，按照典当行4.7％的利息，一个月后，除了还上100元钱，他只需要另外付出4.7元的利息费，电脑就可以“完璧归赵”了。
（2011年3月24日，《北京日报》11版）
由于积存了大量过期未赎的当物，越来越多的典当行做起了绝当品销售的生意，典当行也成了许多消费者“淘宝”的去处。在一家典当行，展柜出售的商品全部为绝当品，包括名表、钢笔和珠宝玉器等等，均为世界名牌，全部标注着价码。其中，有的是包装精美的原单货，有的则是八成新的裸货。与这类商品在百货商店的销售价格相比，绝当品的售价至少低个两成左右，最多可低到五成。（2011年3月24日《北京日报》11版，《典当行变身奢侈品折扣店》）
作为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种，典当行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多元了。
来源：北京日报
文字：贾晓燕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流程编辑：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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