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录：原始速记稿[016]
李兰颂
一
家父李又然的文学回忆录之一《毛主席》，原载《新文学史料》季刊（1982年第二期·总第十五期）。被《人民文学》月刊（1982年第七期·总第二七四期）转载，编者按：作者为老作家、老同志。写得一手好散文。读完这篇回忆录就可以得到证实，作品意蕴深沉、情感诚挚、风格优美。它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为向广大读者推荐，特予转载。
回忆录《毛主席》收入《李又然散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后，先后还被收入——
阿古拉泰主编的《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守琰等人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后一个版本改题为《脑子里总有毛泽东》。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于1995年5月22日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教委、教育厅、文教办（教卫委）、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局、团委，北京、天津市教育局等发出《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该书被列为高中组阅读书目。
2009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
二
在家父李又然的这篇回忆录中，分若干部分，讲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回忆道，主席气愤地说：“怎么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
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说不清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总之不是为了文艺问题而去的。毛主席站在窑洞中间，很高兴。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背弓起来。好容易一步一步走到书桌面前，两手撑在书桌上，头低着。脸上越来越忧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一声不响。我跟过去。站在主席右边，窗子对面。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么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我说。停了一会，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毛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我不知道主席什么时候离开书桌坐下来，或躺下来的。
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
又只过几天（实际是，李又然见主席在1941年8月8日，文艺座谈会召开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三天——李兰颂注），就开文艺座谈会了。
大家要主席把讲稿发表，主席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讲的比写的更亲切得多。
有人以为我自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一般人都只听上级的话，那要毛主席听谁的呢？“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者是谁，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谁是听的人。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了效果就不同，可以千差万别的。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他吸收各方面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三
据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是有速记员作会议记录的。那么，将这个座谈会的全套会议记录编辑成书出版发行，则一定会揭开多少个谜团啊！这之中有些什么涉密内容也该早已过解密时间了。于是，我期待，有一天⋯⋯终于，张重曾在《我对速记工作的回顾》一文中说：
我已年近九旬，近期的事记不清楚，往事倒常常浮现在脑海里。为了这次全国召开的速记大会，专门写了这篇纪念文章，有记不清楚和说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1937年，我从上海考入陕北公学后，去延安参加的革命。我回忆起在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历往事：速记工作是怎么传入中国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在什么时候运用速记的？那时候中国的速记是怎么引进来的？
这是因为王明从苏联回到陕北延安。大家听他讲在苏联速记的所见所闻：斯大林同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当斯大林讲话结束后，速记员就把斯大林的讲话译成俄文排版印刷，作为文件印发给与会者们阅读。
1938年4月，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开班。学员从当时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两个学校选调，青年学生共20名，男女各10名。地址设在延安城内水洞巷征用的一个四合院，教员是在北平跟汪怡学过速记的石磊；我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姜涛也担任过支部书记。
中央速记训练班从5月开始上课，到8月结束。学的是汪怡式速记。教材是教员石磊自己编写，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出来的。一边编写打印讲义，一边教学。学速记需要专用的小方格练习纸，以及记录用的横格纸，是请延安一家小印刷厂石印出来的。
没有教室，就露天教学；没有桌椅，每人一个木凳，一块报纸大的木板；没有铅笔刨，每人一把小修脚刀。当时每人上衣口袋里都插着几枝铅笔，一把削铅笔的刀，还插着一个金属的汤勺，是吃饭用的。这就是当时速记训练班每个工作人员的全副武装。
1939年3月19日，我从延安蓝家坪（那是张闻天住的地方）搬到东南山沟里的杨家岭南坡的窑洞里住下来，这里是毛主席居住的窑洞所在地。中共中央组成速记室，王首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管我们速记室。
如果什么地方开会，毛主席去演讲，中央速记室就派速记员参加会议，把毛主席的讲话速记回来；之后，马上翻译成汉文，经过毛主席的另一个中文秘书柴沫，他把翻译成汉文的稿纸修改好重新滕清；再送毛主席那里，请毛主席最后定稿，再或存档、或由新华社发表。
在延安，我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记录毛主席的讲话有多少次，现在记不清了。只知道有档案记载的是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速记稿是我的手迹。
最后一排最左一长发者为李又然，最右一个平头者为萧军。
四
接着，2007年1月2日，葛继圣《追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速记记录》以博文形式，发表在中共党史网上。他开始就写道：
1996年8月，笔者出席在北京中央党校举行的中国速记创始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有幸见到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速记室主任的张重。
张重是党内老一代速记工作者，是他率领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几位青年速记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期间，担任包括边区文艺协会以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专业小组讨论时的全部速记工作。
笔者因参与由中国文献速记学会文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国速记百年史》编写工程，亟需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速记记录的详细经过。借与张重同时参加中国速记百年纪念活动的机会，在党校宾馆访问了张重。
以下，就是根据那次专访所写的追忆（有些细节，是笔者在会后回到上海，又继续写信给远在新疆定居的张重，请教的答复）。
五
葛文作了扼要的环境描写，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心会场的会址之后，介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引领速记员入场的柴沫及速记员张重等人：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界近百位精英人士来到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楼会议室，参加由毛泽东、凯丰（时任中宣部代部长）共同署名邀请的文艺座谈会。
会场是1941年新建成不久的一幢“现代化”建筑。所谓“现代化”，不过是座沿着山坡构建的普通砖木结构的房屋，因其从山坡上往下俯瞰形如一架双翼飞机，大家就称它为“飞机楼”，这在到处都是窑洞的延安显得比较显眼。
这幢楼的底层北面有一条走廊，同山坡上的窑洞相连接，来开会的人也可直接经过走廊进入楼中。会议室平时也兼做食堂，大家就坐在长板凳上，在一张办公桌上铺一块白布就算是主席台。
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柴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因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关系密切，“文革”初期即遭株连被迫害致死）带领张重等几名速记员，坐在主席台一侧；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他与柴沫记录讲话大意。
5月2日，第一天的会议，由凯丰主持，时间不长。毛泽东讲话时，手里拿着一张写有简单提纲的纸，内容即是《讲话》的“引言”部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随后的十几天，都进行分组讨论，会场分散各处。张重等几名速记员，也分赴各组为讨论发言担任速记。张重、章岩（新中国成立后，章曾任辽宁省委统战部部长、辽宁省政协主席）二人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一组的讨论。
5月16日，又集中开一整天座谈会。毛泽东到会场听取大家的发言，没有发表讲话。
5月23日下午，座谈会闭幕。因出席的人较多，闭幕式在“飞机楼”西边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晚饭后，听毛泽东作文艺座谈会的结论。
张重等几名速记员仍坐在一边作速记记录。
当时的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搬到枣园去了。枣园离杨家岭有十几里地，平时中央领导都在枣园，只有开会时才到杨家岭。
延安街头艺人演唱
六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提纲、讲话到现场速记后整理成文字稿，又几经修正和审定，十六个月后才全文发表，葛文介绍的大致过程是：
毛泽东的《讲话》速记全文最初是由张重主持整理成文字稿的。
先交给柴沫，柴沫参照自己的文字记录作了修正；然后交给胡乔木审核。经过他俩审看后，文字稿发回速记室重新抄录，并复写数份分送给枣园的中央领导征求意见。
张重等为中央领导作的记录稿，把关审定的是领导身边的大秘书——当时：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朱德的秘书黄华；
任弼时的秘书师哲；
王稼祥的秘书陶铸，等⋯⋯
（党内习惯称这些人为大秘书）。
张重等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工作人员，都是抗战初期从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有的文化程度不高，到延安后学的速记技能还不熟练，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往往词不达意，语法结构有问题也是常事。
经整理定稿的《讲话》于1943年3月13日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部分内容，同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讲话》全文在《解放日报》发表。
七
《讲话》再从《解放日报》到收入《毛选》，也有内情披露，葛文这样介绍：
由于《讲话》的巨大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此有过种种猜测与怀疑，认为以后公开发表的《讲话》已非当年速记的原文。
对此，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书中作了解释：
“当时有（据速记稿整理成文）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了条理，毛看了很满意。”
“《讲话》再从《解放日报》到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有同志提到，有人回忆座谈会后曾印过一个没经整理的记录稿）这个有可能。”
这里说的“没经整理的记录稿”应该是指速记后由柴沫、胡乔木审看订正过的文字稿，基本上保持《讲话》时速记稿的原文框架。
继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着手编选《毛选》时，原想把毛泽东的《讲话》记录原稿按编辑惯例略加调整（即把口语化文字调整成书面文字）。但，毛本人觉得还是原来《讲话》的速记稿更能表现他当时的思想情绪和语言风格。
后来，田家英也是完全按照速记稿整理，尽量少作修改。
所以，认为《讲话》发表时已非本来面目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八
1942年5月2日，星期六，在延安，萧军于日记中（摘自《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第九部·延安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写道：
下午13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
由毛泽东报告了边区现在危险的政治环境，国际的环境，接着他提出了六个文艺问题，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
接着发言的是徐特立等。又然也发言了，他说得很好，很得体。杜矢甲说得不好，我很愉快我的熟人们能发言而发得好。丁玲在我的后面，她为我感动地笑着⋯⋯。
以上，经萧军日记可以证实，李又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第一天，继毛泽东、萧军、徐特立之后，有过“很好，很得体”的发言。我始终觉得李又然的这篇发言，应该是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7月16日第四版）上的《精读习惯与集体精神》。
这篇文艺性而又论述性的散文，先后被收集于李又然散文集《国际家书·增订本》（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10月沪初版、1951年2月沪再版）、《伟大的安慰者》（作家出版社1955年3月第一版）、《李又然散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等四个版本中。
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如果有会议记录，也就无须猜测了——李又然的发言稿？
挖窑洞
九
家父李又然的文学回忆录之一《毛主席》，由《新文学史料》首次发表后一两个月，就由《人民文学》转载，这是一种罕见的期刊出版现象。据编辑牛汉说，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指示这样办的；他们在延安就认识了，很多事情，家父给毛主席写信，都先寄给胡乔木。最典型的一次，是梁宗岱在百色地区快被地方官关押至死了，在广西邕江参加土改的李又然知道后，迅速给胡乔木写信相救；三年前正在南下的李又然在武汉接到调令，胡乔木任新闻总署署长的国际新闻局调他速回北京作为编译待命出国。
他回忆：“回国后关心过一些失学青年，鼓励他们自学（因为自己失过学，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学又是不容易的，得有人指点些）。其中两个最接近我⋯⋯”“对那两个最接近我的失学青年⋯⋯他们当中的一个可以写份最详细的材料，把我对他们说过——的话都写出来⋯⋯”“为什么说他们当中的一个呢？这是因为另一个抗战一起来就抑郁而夭折，还不到20岁！活着的一个比我更早到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被选拔到主席那里当秘书，主席在群众大会上提到过他，说我们的柴沫同志当过香烛纸马店学徒。”
斯人已故。他们留赠人间也从人间带走了太多的历史，但，他们的笔记、速记很多还在——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全套会议记录，实在应该编纂成书。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