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网商记者 章航英
从路牌上显示的富士康路，模具路......便知昆山这个城市关于富士康的烙印有多深。1988年，富士康投资大陆，1993年在昆山设厂，这里是富士康最老的厂区之一。
去往昆山富士康的路上，滴滴司机却不断感慨，人明显变少了。几年前，富士康厂区的路上，上下班高峰期能围得水泄不通。现在去富士康的乘客越来越少，厂区周围的人气也下降了不少。
富士康被工友们调侃叫“富士坑”，它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迅速下降。”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重复机械、工资低廉的流水线工作，富士康在用工方面遭遇困境。“郭台铭说。
十多年前，进入富士康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那时，昆山厂区门口常常围满了前来求职的年轻人，为了这一份饭碗，甚至有许多人通过走关系、花一笔钱进入富士康打工。
1998年，昆山富士康成立五周年，郭台铭说：我感到非常愉快，非常欣慰，对公司前景充满信心。因为，一群年轻向上、有朝气活力、前途不可限量的生命体在诞生和茁壮。
他对着几十万员工说：今天你以加入富士康为荣，21世纪，富士康将以你为荣。
20多年过去了，进入富士康已经不再成为一种荣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逃离。
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尝试，就能跳出了原有的轨迹，换了一种活法儿。
97年的王彬，从学校出来后在饭店待了几年，去年9月进了昆山富士康，干了4个多月。后来有事回了一趟甘肃老家，一个月后再回来时，被告知要过段时间才能入职。
那时正值富士康的淡季。它已经形成了灵活的用工机制，旺季时用高工时费和返费吸引工人，淡季时便关掉阀门，甚至裁员。然而王彬没有等待，转身进了饿了么站点当起了骑手。
相比于在工厂里每天10个小时，干冲压零件的活儿，王彬觉得送外卖轻松多了，并且自由许多。另外，他的工资增长为每月7000多，而之前他在富士康，加班最多的一个月也只有6000多。
他记得在富士康，每天上班需要刷两次卡。一次是进厂的时候，第二次是进车间的时候。前一次或许仅仅是为了人员管理，以防不明身份的人混进来，另一次则是考勤时间的开始。
他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工厂这么管理的原因，但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纪律性。来饿了么送外卖以后，工作时间自由，虽然不用刷卡，他还是雷打不动地每天7点准时开始上早班接单。
站长说，王彬在平时就是活宝，像个开心果，在站内总是活跃气氛的那一个。
所以当他入职富士康的时候做到那一份心情量表：在宿舍一个人的时候会害怕吗？他觉得有点好笑。
富士康喜欢王彬这样的员工，年轻、体力充沛，精神气儿十足。而他对富士康也没有什么不满——它提供相对不错的薪资，完备的生活娱乐设施，很多人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份安全感。
对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的年轻人来说，富士康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立足的第一站。
在这里，每小时工时费19元，加班或者节假日可以翻倍，综合工资可达5000元，足够应付基本生活。这里有餐厅，每个月从工资卡中扣除几百元餐费，也有宿舍，每个月的住宿费只要160元。
满足基本工作生活之余，还有操场、篮球场、图书馆......对一些人来说，离开需要勇气。
王彬印象中并没有对富士康多么不好的记忆，只不过在饿了么也干得挺开心，便决定留下来。冬天很快到来，他依然显出乐天派的一面，“北方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外面跑，公司还发了防寒棉衣。”
对于未来，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与计划，他才22岁，眼前的开心是最重要的。
2018年下半年，iPhone销量下滑，富士康陷入裁员风波。今年2月，富士康拿到多款华为中高端机型生产的订单，开启新一轮的招工。不过这时候，它已经发现，招工并不像之前那么容易了。此外，员工高度的流动性也逐渐无法控制。甚至有人直言，进富士康是为了找小姐姐，但是进去了才发现——小姐姐大多是在办公室，于是他很快就走了。
招募实习生与劳务派遣工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招工形式。一些职业学校提供了大量的实习生来源，临时工的工时费将比正式工高个好几元。富士康鼓励员工转化，每成功推荐一人的奖励在千元以上。它还为工作达到一定时限的员工提供返费，而一旦拿到高昂的返费，派遣工往往一走了之。
单调的流水线工人或许是很多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选择，但是很快人群开始分野。除了临时工劳务工外，有人安逸于此，而另一拨人把它当做一个跳板，总是想去尝试和接触更多的可能。
而时代也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除了开滴滴以外，他们还可以干快递、送外卖。
一份《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31%的外卖骑手曾是去产能产业工人。兼职骑手中，轻工业工厂员工成为第二大来源，全职骑手中轻工业来源也排名靠前。
与王彬记忆的重合是富士康。相比王彬的懵懂，在其中待了两年的江建有更深刻的体会。
江建已步入中年，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生活重担。他的两个孩子在陕西老家，他与妻子在苏州昆山打拼。
半年前，他从富士康辞职了，很快，他就与王彬在这个饿了么站点汇合了。
他感觉到了久违的自由。之前，虽然同样是在九方城，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厂区内，他对周围的环境并不熟，如今，他已对这个区域了如指掌。他会抽空拍下常去的小区的平面图琢磨，接到这里的单子打开图望一眼就知道怎么走了。这一行除了刷经验，愿意琢磨问题也是做好工作的关键。
江建告诉我，在饿了么送外卖就像打王者荣耀。根据送的单数和经验获得不同的积分等级，分别对应从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最高一级是“王者荣耀”——等级越高，便能获得越高的奖励。在这场游戏中，他已经从青铜打到了钻石。若不是上个月有事请假，他的等级还会更高。
随着等级的提高是现实的物质回报。在这里，他每天送的每一单，都有5元的提成，随着等级的提高，还有额外的奖励。目前，他的薪资可以达到每个月10000元。随着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与送餐的得心应手，他的薪资也会看涨。这在富士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江建坦诚地对记者说：从农村出来，其实并不怕吃苦，但是需要看到回报。
不久前他已经带起了徒弟，他对徒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问我挣多少，我只能说靠自己。”
江建离开富士康最大的原因，在于厌倦。厌倦了整齐划一的流水线，厌倦了手中始终如一的组件——关键他还不知道这个零件最终会装去哪，成为哪一个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讽刺的是，他不知道自己两年来日日做的是什么。这样的工作，很难让人产生动力。
之前他在富士康，他也点过外卖。不过由于流水线上禁止使用手机，他一般提前选个时间“预定”，等下班再走出厂区取外卖。如今他成为了骑手，也不时给富士康的人送，偶尔会打不通电话，他也不着急，愿意多等一会儿。他明白里面的规矩，默默等待客人下班了给他打电话取餐。
如今他不再害怕那种虚无感，送外卖让他面对的是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从他们每一次点单个性化的需求里，在每一次电话不同的声音里，在每一个打开门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面孔里。
他喜欢观察并且擅于揣摩每个客人的心理。比如，有的人特别好说话；有的人呢，会好久不接电话、会故意给差评。他在慢慢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临时状况会手足无措。慢慢地他知道了怎么沟通，也知道怎么用流畅的流程去应对。而面对无理取闹的顾客，他会选择在饿了么骑手系统申诉，后台经过审核后便不会对骑手进行责罚。
“外卖是服务行业，无论什么时候，保持最好的服务态度就没问题。”
这个身材魁梧北方面相的男人心细如发，他知道那个骂得很凶的客人不会给他差评，因为在不顾一切骂出来的一刻他的内心就得到了纾解。至于有时候的“意外”，他归结于有些人的性格问题，他不予理会。
半年多来，江建保持0投诉，0差评。这个成绩，在这个60人的饿了么小站，属于数一数二的水平，他获得可以晋升的机会。在他的影响下，他之前富士康的不少工友也准备来这里送外卖。
昆山有两家富士康，一家在城北，一家在城南，两个厂区一共有8万名产业工人，江建和王彬曾经工作的是城北富士康，这里主要进行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组装，并生产一部分iPhone外壳。
夜晚8点，正是一波下班高峰。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人们娴熟地在工厂门口刷完卡，骑上电瓶车在黑夜中驶离。准备加班的工人三三两两穿过一个路口，去熟悉的小吃街吃晚饭或者夜宵。很快，就有工人们拎着水果或者奶茶返回，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松弛和愉悦。
夜幕中，富士康厂区高高的铁栅栏静默，唯一的进出口有着醒目的“进出刷卡”、“车辆换证进入”标志，穿着制服的保安们保持警觉，有不明车辆过来便会询问：“是干什么的？”
这座以“军事化管理”著称的世界最大代工厂，崇尚严肃的纪律性。它来自于创始人郭台铭独特的领导方式。他说，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
这位传奇的台湾首富有着一套卓有成效的经营哲学。富士康目前是一家年收达到9000亿元，员工超过120万人的超级巨头，而郭台铭也被特朗普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而在最基层的工厂，这位总裁的语录被贴在厂区、车间、餐厅、宿舍的墙上，以及员工胸牌里上，每一个工人都被要求背诵，比如“不为失败找借口，要为成功找方法”。
再励志的话术也无法阻挡工人的逃离。《我的富士康日记》中作者控诉：人，可以像机器一样干活，但不能像机器一样地对待。这位亲历者在普工期间受到线长的严苛对待，最终不堪忍受选择离开。
大概从那时候起，郭台铭开始认真考虑富士康的转型。富士康想挥别“血汗代工厂”的名号，从“制造富士康”转型为“科技富士康”。而方法是用机器取代廉价工人。
据说，富士康目前每年制造10,000个机器人。2016年10月，富士康在昆山裁掉了60,000名工人。
不过，机器似乎仍然无法取代灵巧熟练的双手、年轻充沛的体魄。几年前，富士康已经向郑州太原等内陆地区转移，而最近它已经将目标移向了用工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地。
2018年，富士康开始在越南、印度建厂，它期盼可以如十年前在中国时那样再来一次飞跃。
（文中王彬和江建均为化名）
编辑 杜博奇
参考：
1.《我的富士康日记》2019年2月
2.《郭台铭与富士康》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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