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淡忠奎 每经编辑：刘艳美
改革开放40多年间，我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经历了超大规模的人口转变。2012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开始下降，GDP增速也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尤其对于处于中国城市塔尖的“两万亿俱乐部”而言，能否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质量优势，继续保持快速奔跑姿态，对全国城市都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今天（2月24日），城市进化论、智联招聘联合推出《“2万亿俱乐部”劳动人口可持续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瞄准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武汉、杭州9座“2万亿俱乐部”成员（准成员），探析城市经济增长动能及可持续发展之路。
以劳动生产率为尺，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及人力资本等维度来看，塔尖城市中谁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更优，谁又有望率先破题高质量发展？
作为最具带动能力的区域增长极，“2万亿俱乐部”城市既是经济增长排头兵，也是人口增长主力军。
十年间，9座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深圳、广州、成都常住人口分别增长713.61万人、597.58万人、581.89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35%、3.93%、3.31%，成为最大赢家。
整体而言，塔尖城市人口供给仍然十分旺盛。不过跟规模相比，人口结构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9座塔尖城市中，深圳“最年轻”，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3.22%。除此之外，8座城市均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其中重庆、上海已进入深度老龄化（14%），成都、北京也仅一步之遥。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2万亿城市一大隐忧。一方面，社会、家庭养老负担随之加重；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从人口抚养比来看，9座城市人口抚养比均小于50%，意味着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不过对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抚养比均有明显增长，其中苏州、北京及上海增幅最大。
《报告》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9座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吸引人口流入越发重要。
按照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的观点，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从“经济-人口比”来看，9座城市均大于1，显示出继续集聚人口的趋势。不过纵向对比十余年变化，除重庆外，其余8座城市“经济-人口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圳、广州、苏州降幅明显。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9座城市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各类风险挑战。
在“人口红利”加速消退背景下，经济发展动能亟待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变为生产率驱动的增长。
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数）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劳动“含金量”的重要指标。202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8万元/人。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9座城市劳动生产率均高于全国均值，其中北京、上海最高，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倍以上。
纵观九座城市，每一次跨越万亿级台阶时，几乎都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一次“跃升”。
2021年，京沪同时升格为“4万亿”城市，劳动生产率携手跨过30万元/人，位居9座城市前列。而同处“2万亿”梯队的重庆和苏州，“分化”则尤为明显——
2017年，重庆GDP突破2万亿时，劳动生产率仅为12.09万元/人；2020年，苏州跨越2万亿台阶，同期劳动生产率（26.99万元/人）是前者两倍有余。
如同分子与分母，经济效益与劳动者被分置于分数线两端，由此产生的便是劳动生产率。彼时，重庆（2017年）就业人口高达1659.33万人，苏州（2020年）则仅为747.79万人。也就是说，同样经济体量下，苏州的劳动含金量更高，重庆则更依赖“人口红利”下的规模效应。
按照“GDP=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数”推导，GDP增速受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就业人员增速双重影响。而从就业人员数来看，9座城市几乎全部出现下滑趋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显得十分重要。
当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已成为我国“十四五”重要目标。9座城市中，深圳、苏州、成都、武汉均提出相应目标：成都、武汉劳动生产率增长目标均高于GDP增长目标，深圳则是唯一劳动生产率增速目标低于GDP增长目标的城市。
过往研究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库兹涅茨式”演进规律，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对于“2万亿俱乐部”而言，“三二一”产业结构是发展大势所趋。不过从全国层面来看，由于三产劳动生产率整体低于二产，需要警惕“制造业比重快速下滑，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带来的“逆库兹涅茨化”。这很可能导致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提高，甚至下降，由此拖累GDP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根据相关规划，9座城市均提出针对性目标。比如，北京提出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回升至13%左右，力争达到15%左右；重庆、成都、武汉工业占比分别锚定30%、26%和27%。
“库兹涅茨”过程同样发生在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上。当前，从餐饮、零售等低效的传统服务业，向金融、信息服务、科技研发等高效的现代服务业转型，已成为9座城市产业升级的共同追求。
以北京为例，作为典型的“服务业主导型”城市，2010年，北京三产增加值达到1.16万亿元，彼时“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排名二、三位，仅次于金融，占全市GDP比重分别为13.33%、8.78%。
到2020年，北京三产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晋升二、三位，分别占全市GDP的15.58%和8.27%，同期“批发和零售业”降至第四位，占GDP比重7.9%，较2010年下降5.43个百分点。这样的转型趋势也呈现在就业人口比重变化中。
《报告》指出，在产业内部调整中能明显看到，越早越快转向生产率更高行业的城市，越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更强劲的经济动能。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人力资本驱动和支撑。根据《报告》，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可视作简单劳动的“倍乘”，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北京、上海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规模持续领跑，2020年分别突破900万、800万量级，成都、广州、深圳同为500万量级，处于第二梯队。
十年间，深圳不仅创造出经济奇迹，更在人力资本上完成“绝地反击”，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新增323.32万人，占据常住人口增量近五成，年均增长10.72%，位列九城第一。
从人才流动趋势看，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其中京沪2022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达1.65%、1.99%。此外，杭州人才吸引力也较为强劲，人才净流入占比达到1.37%。
《报告》认为，人才的流动关乎城市吸引力，除了“待遇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外，更关键的是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从当下城市转型高度聚焦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来看，2022年9座城市人才简历投递量占比总和，均明显高于城市提供职位数占比总和，显示出“塔尖”城市吸引力强劲，对于新兴产业人才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以人工智能为例，9座城市提供相关职位数占全国近半（49.20%），但向其投递简历占比总和高达55.08%。除苏州外，其余城市均出现岗位需求不足的情况。
《报告》指出，一方面，求职需求高度集中，加剧了求职竞争；另一方面，城市新兴产业提供岗位不足，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出。当前，各地均面临新兴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不匹配的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使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更高水平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真正释放“人才红利”。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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