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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有人认为是记王国维1901年应罗振玉之邀过三峡赴武昌为湖北农务学堂译述讲义和其它农科书籍事，但笔者认为从上海或浙江到武昌均不应过三峡。即便是王国维此时真到过三峡，也不一定就是抒写此情此景，“本事新词定有无”。萧艾在《王国维诗词笺校》中怀疑第六首是1901年—1902年“东渡途中借以发抒去国之情。”据此也不能将此组诗看成1901-1902年的诗作。刘大绅比王国维小十岁，1901年王国维只25岁，而刘则只有十五岁，即使他们之间因为罗振玉的关系见面很多，以王国维不善于和人交际的性格，此时不可能“戏效”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口号诗
另一条是第91则也是删稿，是上条内容的延续。
1907年春，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荐给学部尚书荣庆，夏历3月，王国维从海宁北上北京，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虽然王国维“不喜帖括”，毕竟参加过两次乡试未中，替同乡代行《时务报》书记之职又被人看不起，之后无论是东文学社还是留学日本、通州或南通教书都算得上是穷困潦倒、寄人篱下或是颠沛流离，此时才算是找了一个“正经”又荣耀的差事，王国维能够在此既轻车熟路地搞翻译编辑，又能够在教科书的编审上实现“教育之宗旨”，这对他来说，应该是其父乃誉去世之后最值得高兴的事。而王国维早在多年前就熟悉的罗振玉的长婿刘大绅也住在罗家。由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曾为刘大绅报捐过一个候补州同的资格，于是于1907年由学部左丞乔树柟推荐，入学部图书局为局员，时年20岁，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刘大绅、王国维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何况受命学部行走也可以说是“金榜题名时”了，自然心中喜悦、关系非常，刘季英平时喜欢随口吟诗，王国维的“戏效”只能是在非常自由随意的环境中才可能。“以读书而言，王国维来京后，第三、第四次攻读康德哲学，而刘季英带到北京阅读的正是王国维研究过的英译本《叔本华文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书。至于诗文，两人共同话题更多。”（《王国维传》287页）不仅如此，这一段也是王国维最为潇洒、快活的时候，晚上下班后，王国维常和罗福成、刘季英三人去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因为大酒缸没有南酒，只有白酒，三人又不能饮，往往一杯半杯，就红鼻子、红眼睛而归。所以这样，据说是静安先生要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王国维的一首词也能作为佐证，据刘蕙孙教授函告萧艾：“王翁词中新句，有实为先君（指刘季英）所拈者。如‘窈窕胡姬年十五’一词，即因对门有卖浆旗下女，殊风致，先君戏谓王翁：有好句奉赠，先生为续成[蝶恋花]何如？王欣然。越日遂成。此儿时时闻之先君及家舅父罗君美先生。”
不过此词却在《人间词甲稿》中，而王国维在学部上班则应是1907年春的事，1906年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所以时间上应该是有误的，不过，此段轶事宜当属实，虽不一定是此首词，而且也能说明当时刘季英的确是喜欢“口号”诗的，这首词的写作就是这样，刘季英先拈出一句，王国维将词足成，所以王国维“戏效季英口号诗”也就顺理成章，关键是现在已无从找到刘季英的原诗。从王国维所效之诗也很难看出其中的“写境”之实，既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造境”、“写境”之说，那么他在写诗的时候也有可能“造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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