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受牵连之人甚多，其中有一个叫钱名世的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惩处。雍正对他的惩罚方式可谓别出心裁，对于钱名世来说，这种惩罚简直生不如死，比斩首示众带来的附加伤害要大得多。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这短短的个人简历中暗含深意，因为年羹尧也是字亮工，也是康熙三十八年的举人。
在科举时代，同年是维系官场人脉的一个重要因素，钱名世与年羹尧不仅字相同且又是同年，这注定了他们之间关系与常人不同。
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登进士第，位列一甲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康熙一朝，钱名世与众多翰林出身的同僚一样，在学官的岗位上辗转迁移，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等职。
有了翰林出身这块金字招牌，来日前程远大，若受皇帝宠信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也未可知。雍正继位之初，钱名世的仕途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从事编书修史一类的工作。
幸运的是，钱名世在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后受到朝廷的奖励，著交部议叙。如果顺利的话，在下一次京察时，钱名世将会获得提拔，按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将是内阁学士一职。
不幸的是，雍正三年时年羹尧一案触发，雍正帝在大力打击年案时，顺藤摸瓜把钱名世列入年党的名单中。其证据就是钱名世在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时，写了几首拍马逢迎的诗。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
这两句诗用通俗的话理解，就是引用了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不过钱名世太过疏忽了，因为这个典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年的周公、召伯辅佐成王，是以摄政的方式治国。这样的比喻用在年羹尧身上，显然又是很不恰当的。
所谓“话多必失，文过必祸”，钱名世赠诗于年羹尧已经犯了雍正帝的忌讳。此外，钱名世在另外一首诗中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
这两句诗理解起来有难度。话说康熙晚年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平叛西藏有功，康熙为他立有一碑。雍正继位后嫉恨胤禵，认为碑文所载之功不实，于是又重新写了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叛青海叛乱，朝廷应该按先例再立“第二碑”。
钱名世赠诗给年羹尧是在雍正二年底，这个时候雍正正琢磨着要收拾年羹尧，所以就把这个账给记下了。到了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后，雍正才下旨说钱名世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
雍正帝下旨钱名世被革职遣送原籍，这比起汪景褀受年羹尧案牵连被斩首示众，家人发配宁古塔而言，算是从轻发落了。不过事情到这还不算完，雍正觉得还不解气，御笔亲书赐给了钱名世一块匾额。
雍正赐给钱名世御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名教罪人。这个四个字如何理解呢？意思就是违背、破坏封建礼教的人。说白了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皇帝对文人采取的最严厉、最恶心，也是让其本人与家族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种惩罚。
钱名世品行好坏暂且不说，仅以文才学问而言，在当时有“江左才子”之称。对于这种有功名有身份的文人而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名声不能保全。
文人爱名是专制时代固有的特性，就像海瑞上书骂嘉靖一样，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而没有博取名声的嫌疑吗；再如张廷玉一生不爱财，临了非要让乾隆写保证书准其配享太庙而受到百般凌辱，这不就是典型的爱名吗。
雍正正是瞧准了文人的这种特性，没有将钱名世正法，而是以更严厉的手段来惩处他。为了警醒世人，雍正还特意下旨命地方官将“名教罪人”匾额张挂在钱名世家中的正门之上。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检查该匾额是否悬挂。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钱名世受到应有的惩处，雍正也该出气了。然而雍正仍觉不够，不久又下了一道上谕说：
上谕中还要求，凡是进士出身的在京官员不论品级，每人都要写一首讽刺钱名世的诗。雍正如此处心积虑对待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也让一些在朝官员颇为不满，其中就有几个人因为诗写得不够毒辣而受到雍正的惩处。
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孝登之诗不过关，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侍读学士陈邦彦以诗作谬误平白无故遭到整肃。
雍正四年五月初，这些讽刺诗很快集中到了雍正手中，他下旨把这些诗送至钱名世手中，命他自己出钱刊刻成书，并发到全国各省的官学中，作为学子们的反面教材。
钱名世获罪后，子孙后代读书入仕的这条路被堵死了，其社会地位也与贱民无异。客观地说，钱名世固然罪有应得，但雍正作为一代明君，格局也是有问题的。
备注：近来发现有不少平台作者恶意抄袭。御史在此声明，所有文章仅发布于头条、百家两个平台，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侵权发布，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微信
